编者：作者文中揭示李渭行知合一的行知说,与知行合一的知行说,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相对待而存在。李渭学说的价值在于其传承王阳明之学而不拘王阳明之学,继承和发展王阳明之学，是仙境贵州土生土长的大儒和易学者，颇值得大书特书。李渭曾经荣膺当朝皇帝赐予“南国名臣”之美誉，难能可贵，李渭足踏实地很接地气。李渭行知合一与与阳明之知行合一，并行不悖，两者当是辩证的统一。再结合被称赞的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不难看出李渭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有鉴于此，兹将在本网站全文发布，以飨读者。               
田秋李渭思想对比研究                          
  作者：黎  斌                        

 摘要:田秋、李渭是明代贵州的两位先贤。本文采取文献法、旁证法、关联研究法、直接与间接研究结合法、田野调查法等多维研究方法，对二位先贤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比较研究。主要研究成果：1、田秋、李渭有着共同的思想渊源。二人的思想均源于正统儒学；2、田秋、李渭有着丰富而独特的思想，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哲学、伦理、政治、教育、易学、文学等六个方面；3、田秋、李渭的思想，既有共通性，也有差异性。比如在教育上，田秋是“请学”、“建学”，而李渭是“倡学”、“讲学”； 5、田秋、李渭思想影响深远，且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主要新发现和新观点：1、田秋、李渭都重视教育，田秋侧重于制度，李渭侧重于实践；2、田秋、李渭都主张儒学，强调正统儒学教育；3、田秋、李渭不仅有其丰富而独特的教育思想，而且还有其丰富而独特的哲学、政治、儒学、文学、易学等思想；4、田秋不仅是一位教育家，一位儒者，一位孝子，更是一位爱国者。田秋之功重在教育，田秋思想贵在“忠孝”；5、李渭不仅是理学家，而且也是易学家。李渭思想贵在“先行”；6、李渭并非王学再传弟子，而是发展了王门心学；7、李渭之学并非心学，而是儒学、理学与行学。李渭之学贵在“行学”；8、田秋人文精神贵在“爱国爱民，心系教育，勤政廉政”。李渭人文精神贵在“好学重学，仁义和谐，行知合一”；9、思南是“西南剧郡”、“思想南国”。关键词：田秋，李渭，思想，对比研究，儒易学，行学，人文精神
一、前     言
  田秋、李渭作为贵州历史上的两位先贤，有着丰富而独特的思想。过去人们大多只关注其教育思想，而对其哲学思想、儒学思想、政治思想、易学思想和文学思想等，则很少有人问津。就二人思想的当代价值而言，人们一般只注意到了其教育价值，而对其人文精神价值、传统文化价值和文旅价值的认识却不足。对此，在当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倡导人文精神、发展文化旅游的背景下，研究比较二人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对田秋、李渭思想的学术研究，过去学术界虽然有所研究，但总体上研究较少，大多是一些零星研究和单独研究，在比较研究和系统研究方面还是“空白”。主要原因：一是二人的多数著作已失传，无法直观地管窥其思想；二是一些学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有限，局限于文献研究法。一旦文献缺乏，就制约了研究；三是田秋、李渭的思想均涉及到易学，这对缺乏易学知识的学者来说，其研究更是难上加难。在此，笔者作为一名易学研究者，力求创新研究方法，综合采取文献法、旁证法、关联研究法、直接研究与间接研究结合法、田野调查法等多维研究方法，从田秋、李渭的现有著述、诗赋、碑文、题字等，以及二人的师友、弟子、追随者的相关文献视角，去系统管窥和比较二人的思想，以期填补当前这块研究的“空白”。由是，对田秋、李渭的比较研究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对田秋、李渭的家世、生平与著述作一个概述；其次，分别对田秋、李渭的思想渊源，以及其哲学、儒学、政治、教育、易学、文学等思想进行研究，并对二人的思想进行比较；再次，对田秋、李渭思想的影响及当代价值进行研究；最后是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二、田秋、李渭的生平与著述
（一）田秋的生平与著述
 田秋（1494～1556），字汝力，号西麓，贵州思南府（今铜仁市思南县）人，是明代贵州教育先贤，贵州科举考试的请开者，贵州文教的振兴者，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和诗人。田秋于弘治甲寅（七年1494）生于思南府城（今思南县城原老法院办公楼处），于明正德五年（1510）以易中庚午科云南乡试举人，正德甲戍（1514）进士，登唐皋榜，从此步入仕途。历任福建延平府推官、直隶河间府推官、吏科左给事、户科左给事中、广东左布政使（嘉靖十九年1540夏）等职。嘉靖丙辰（三十五年1556）十二月，田秋在家病故，享年62岁，葬于思南府昔乐溪（今思南县昔乐溪）。田秋逝世后，家乡诸生为了纪念他，在云南总督舒凤翼、贵州抚院王有能的奏请下，获准在贵阳明远楼建了田秋祠。

据《广东布政使田公行状》记载，田秋是出魏节度使田弘正的后代，宋朝南度时，朝庭所有官员随之迁徙到卢陵什香之南茵。田秋的曾祖父叫田永富，于洪武初，从江西卢陵游学到思南，并在思南成了家。田秋的祖父叫田万钟，因为孙秋贵，被朝庭赠“太中大夫福建右参政”，祖母刘氏被朝庭赠“淑人”。田秋的父亲叫田显文，被朝庭赠“太中大夫，福建右参政”。田秋的母亲汪氏被赠“大孺人”和“太淑人”。田秋有三弟兄，长兄叫田谷（素齐），次兄叫田稠（松轩）。
 田秋一生主要生活、从政在贵州、福建、北京、四川、广东等四省，他注重孝忠，淡薄名利，做官清廉，惩治腐败，重视教育，重视民生，乐于助人。田秋在京做谏官时，建白最多，革内府监局冗食，议效坛迁塚事，奏停云南差镇内臣，清光禄不经之费，裁太常寺冗役，酌御马监财用盈缩，议天地坛合祭之非礼。同时，疏请贵州开科，向嘉靖皇帝上了《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的奏折，得到了嘉靖皇帝的赞同，嘉靖十四年（1535）贵州首次开科，定乡试解额25人。贵州学子从此不必千里迢迢到云南、四川、湖广去参加乡试，而有了在本地参加乡试的平台。同时，自此贵州文教得到振兴，人才得到开发。此外，田秋还十分关心家乡学校建设，积极上疏在贵州安顺、务川、印江建立学校，并获得皇帝准许。
  嘉靖十八年（1539）十月，田秋升四川按察使，掌一省刑狱。当时四川正值灾荒，抚台令富户开仓放粮赈灾，而富户怨声载道，合谋不轨。田秋劝告富户借粮赈灾，互利两便而民亦存活，皆乐于从命。此间，贵州因乌江河道阻塞，川盐自水路入黔缓慢，官民均感食盐困难，官府税利不富，田秋即促川贵两台使上疏准允，遂整治乌江河道。传谕商贾，运盐入黔者赏。自此，商船往来不绝，盐价遂平。

嘉靖十九年（1540）夏，田秋升任广东左布政使，期间，他的二儿子田时龙参加贵州乡试获第一名。田秋当年十二月到任广东左布政使后，辅佐蔡半州司马，征琼州之黎。辛丑（二十年1541）六月师次雷州，听到田时中、田时龙两个儿子到北京参加会试落弟，并相继在北京丧命，心情十分悲痛，方寸迷乱，当即弃官而归，后向朝廷疏请告老还乡，获准家居。
  田秋告老还乡后，继续为家乡办好事，他捐资购置义田，收租以供考生试卷之费。此后贵州“四百余年，通省乡试永免卷价。”同时，田秋还置义田济贫困，修桥补路，制药品，惠济乡民。正如《嘉庆·道光·民国思南府、县志》（1991年版，284-285页）记载：“置买卷田，先是乡人葬祭俱用浮屠，秋遵家，众翕然从之，建先祠，置义田，以赡族之不能婚葬者，修桥梁，治药饵，惠济无穷。”同时，田秋还删修了第一部思南府志。田秋著有《西麓奏议》传世，此外，据《思南府志》记载，田秋还撰有《陈愚见以备遗策疏》、《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思南府儒学记》、《请建婺川安顺印江学疏》、《侍御申公祐传》等。
（二）李渭的生平与著述
 李渭（约1514-1588）：字湜之，号同野，生于思南府城（原思南县百货公司处），明代著名理学家，王学（王阳明）在贵州的三大传人之一。明嘉靖十三年（1534）中举，先后任华阳县（今四川成都）知县、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高州府（今广东茂名县）同知、韶州府（今广东曲江县）知府，后升广东副使等职。隆庆年间升云南左参政，未久辞官还乡，在家乡思南建立书院讲学，开一方学风，讲授理学、易学，培养了一大批弟子。李渭卒后，万历中，朝廷准于郡署为李渭建乡贤祠，明神宗赐联曰：“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耿定力（号楚侗）在李渭的《墓志铭》中称李渭为“好学君子”。贵州巡抚郭子章在其著作《黔记》之《乡贤传》中称李渭是贵州“理学三先生”之一。
  李渭一生的著述颇多，有《先行录》三卷、《毋意篇》一卷、《诗文》三卷、《家乘》十二卷、《大儒治规》三卷、《易问》等。明贵州巡抚郭子章在《李渭传》中道：“所著有《先行诸集》藏于家，《大儒治规》行于世。”（《思南府志·县志》第353页）；明代思南郡人萧重望在《李先生祠记》中道：“《先行录》天德之抚也。《大儒治规》王道之也。” （《思南府志·县志》第364-365页）；知县杜昌堉在《印江尹公祠碑记》中道：“李公，字湜之，号同野，思南人。思南即古牂牁也。……遂锲‘必为圣人’四字。著有《先贤录》、《大儒治规》。” （《思南府·县志》第404页）。此外，据《思南府志》记载，李渭还撰有《思南府学射圃记》、《婺川县迁学记》、《世侯安绍南受封典序》、《修思南府学碑记》、《修观音阁碑记》等。
 李渭的理学与易学思想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均影响很大。明神宗赐他对联曰：“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章在其著作《黔记》之《乡贤传》中称李渭是贵州“理学三先生”之一。

 三、田秋、李渭的思想与比较
 （一） 思想渊源与比较
  田秋生活在明代初、中时期，这一时期是儒学、理学、易学比较兴旺时期，同时也是王阳明心学形成、发展时期，作为官宦弟子和朝廷官员，其思想应源于这一时期的儒学、理学、易学和心学。然而，田秋早期思想（从政之前）主要是受正统儒学和易学的影响。步入仕途后，可能或多或少受到心学的一些影响，但主要还是正统的儒学。
  田秋的思想形成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家庭教育阶段（13岁以前）。《西麓训子》曰：“吾初承父兄之教，十三岁廪于学”。可见，田秋十三岁之前，接受的是家庭教育，接受的是其父亲、兄长的教育。而田秋的父母、兄长皆是接受正统儒学教育的人，因而对田秋的教育想必也离不开正统儒学。
  田秋思想形成过程的第二阶段是学校教育阶段（13-21岁）。《西麓训子》曰：“吾初承父兄之教，十三岁廪于学，十七岁荐于乡，十八岁下第，始毕姻，二十一登进士弟”。从中可以看出，田秋在13岁至21岁期间，主要接受的是学校教育，而此时期的学校教育，主要教授的是儒家的四书五经，田秋十八岁时还以《易》中举。可见，此阶段田秋的思想主要受儒学和易学的影响。
 田秋思想形成过程的第三阶段是仕途（实践）教育阶段（21-48岁）。此阶段，尽管王阳明的心学体系已经形成并在全国得到了广泛传播，但由于田秋很少与王学弟子进行交往，因而受王学思想影响较小，或者根本没有受影响。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田秋的著述和文章中得到证明。在其著述、文章和相关的旁述中，没有涉及“本心”、“良知”、“格物致知”、“知行”等字眼。由是，此阶段的田秋，在思想上还是秉承了正统的儒学与易学。例如，田秋在其《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中曰：“臣窃以为为人性之善得于天者，本无远近之殊。”其中的“性善”问题是正统儒学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再比如，田秋在其《思南府儒学记》中曰：“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立，宜令郡县皆立学，礼延师儒讲论圣道。”师儒讲论的圣道，是指孔圣人之道，即最初的正统儒学。此外，田秋还在其《思南府志序》中说：“九丘之篇邈矣，职方之典，孔子述焉，大都为民治设也。”在这里，田秋还是在强调孔子之说。
  李渭在年龄上大约比田秋小 20岁，田秋登进士那年（正德甲戍1514），大约是李渭出生之年。李渭生活在明朝中晚期，一生经历了嘉靖、隆庆、万历三个朝代。这一时期，除了正统儒学外，理学、心学也发展较快。李渭在这一时期广泛接触王学弟子，广泛求教。然而，李渭是怀着疑问去求教，正如他小时候所说的：“何为本心？”、“本心是什么？”。通过后来的参悟和实践，李渭提出了自己的“行学”思想，把“行”放在第一位，力倡“先行”，并以身垂范，这与王门心学的“知行合一”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相矛盾的。
 李渭思想的形成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青少年时期。从明嘉庆 1514年到嘉靖十三年（1534年），主要在家乡思南接受庭训，科举求仕；第二时期是从仕时期，也是李渭理学、易学思想发展时期；第三时期是晚年返乡讲学时期，也是李渭理学、易学思想不断完善时期。
 青少年时期的李渭，聪明好学，勤于思考。据明贵州巡抚郭子章《李渭传》载：“公生有异质，十五病肺，屏居小楼。溽暑，散发箕踞。父中宪公富，以‘毋不敬’饬之，即奉而书诸牖，目在以资检束。第觉妄念丛起，中宪又以‘思无邪’饬之，又奉而书诸牖。久之，妄念渐除，恍惚似有得。及下楼与朋友笑谈楼上光景已失，于是专求本心。未与人接，自问曰：‘如何是本心’。既与人接，又自问曰：‘本心是如何’。嘉靖甲午（1534）举于乡，萧然布素，计偕以一仆自随，读《孟子·伊尹耕莘章》则曰：‘尧舜君民事业，自一介不取，始交际岂可不谨。’”可见，青少年时期的李渭，与众不同，天资聪颖，善于思考，力排杂念，一心求学，并以“毋不敬”、“思无邪”自戒、自勉，对主观的“本心”产生疑问，迸发出了一束客观的、唯物的“火花”。
 中年从仕时期的李渭，自从科考中举后，开始步入仕途，先后任华阳（成都）知县、和州（安徽和县）知州、高州府（广东茂名市）同知、韶州府（广东曲江县）知府等职，隆庆中官云南左参政。这一时期，李渭在从政的同时，潜心学习儒学、理学和易学。广泛拜谒、求教、论道于蒋信、湛甘泉、耿定向、耿定理、耿定力、罗近溪等王门（王阳明）著名弟子。同时，与孙应鳌、马廷锡、邹元标等王门弟子也保持着经常友好的往来和思想交流。孙应鳌在《晤李同野》诗中写道：“南云媚归辔，春风晓风遒。如闻一妙语，为破半生愁。”李渭为马廷锡的《渔矶别集》著作作序。邹元标谪守都匀，首访李渭和孙应鳌。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章在《孙文恭公祠碑记》中云：“及予入黔，别邹尔瞻江上，尔瞻曰：‘黔中孙淮海、李同野、马心庵，皆致力期斯学，君此行，惜不及见三君尔。’”郭子章在《题中和山寺壁—追怀李同野先生》高度评价李渭的清廉人格：“中和岭上人如在，洁比河东学会稽。”此外，郭子章还写了《李渭传》：“癸卯（1543）蒋公信视学贵州，公谒之。因陈楼上楼下光景。蒋公曰：‘楼上是假，楼下与朋友谈笑却真’。至一介不妄取。蒋公曰：‘此犹然楼上意思在，硁硁然小人哉’。公愧甚。以为学十四五年，只成得一个小硁硁人，不觉面赤，背汗淋淋也。由华阳知县，和州知州，擢高州府同知。至则谒湛甘泉先生于小嵎洞中……擢滇左参政，近溪罗公为屯田使，公至与之合并，精神学益进。自言：‘予昔日工夫，亦有起灭。被近溪大喝，通身汗浃。从出这身汗，自是欲罢不能’” （（《思南府志·县志》第352-353页）。可见，李渭广泛求教，不耻下问，谦虚学习，博采众长，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
 晚年返乡讲学时期的李渭，仍坚持求贤、求道，并致力于讲学，先后在家乡思南讲学达20年，传授儒学、理学和易学。李渭在《嵇公泉》诗中道：“吾与二三子，览胜求前贤。嵇公昔垂钓，传闻于此泉。披云寻往事，流水不知年。山空琴欲冷，树古鹤来眼。” （《思南府志·县志》第418页）。诗中反映了李渭在家乡坚持求贤的情景。与此同时，李渭在家乡思南还建立书院，开一方学风，长期在“为仁书院”和城外“点易洞”讲授理学和《易经》，从者如流，培养出了众多弟子。李渭在其《圣岭春耕－和李别驾郡城六景》中云：“岩阿黄虞民，独志唯田园。日出复日入，不知城市喧。去草培嘉禾，两者不并存。汲隧甘自拙，抱膝听禽言。” （《思南府志·县志》第417页）。李渭在诗中，借农民春耕抒发了自己立志讲学、启发蒙昧、培养人才的情怀。此外，据《道光思南府志》记载：“点易洞：城西小岩门左，郡人李渭讲《易》其中”；吴瑞征在《为仁书院记》中道：“为仁书院，前明李大参（李渭，笔者注）讲学处也。”（《思南府·县志》第409页）；明代思南郡人萧重望在《李先生祠记》中道：“道学之传，自先生始也……贵筑之学，倡自龙场；思南之学，倡自先生。” （《思南府志·县志》第364-365页）；清代郡人符克闾对李渭十分敬佩，他在《点易岩－怀大参同野先生》一诗中写道：“同野古达人，点易丹霞谷。”（《思南府志》第454页）。晚年的求贤、求道与讲学，使李渭的思想更趋完善。

对比田秋、李渭的思想渊源，有其共通性，也有其差异性。其共通性在于：二人的思想均主要源于正统儒学与易学；其差异性在于：田秋受易学、理学思想影响较小，而李渭则相反，受易学、理学的影响较大。

（二） 哲学思想与比较

1、田秋的哲学思想

（1）“人性之善得于天”、“以天为体”的世界观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范畴，是中国古代各家思想的共同主张，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总体特征。“天人合一”的思想渊源在《易经》，庄子最早对其概念进行阐述，儒学思想家董仲舒将之发展为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天人合一”思想认为，人和宇宙自然是一体的，人和宇宙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所以人的行为应该顺应自然规律，达到与宇宙自然的和谐。

田秋作为一位始终主张和倡导传统儒学的儒者，他的哲学应属于传统儒学的范围。他生活的时代尽管受宋明理学的影响，但他是以《易》中举，并始终笃信传统儒学，因而其哲学思想也是在易学与儒学的框架下来展开的，在其著述和诗赋中也未涉及“理”、“心”等理学、心学范畴。

田秋的哲学在世界观上是以天为本的。“天”是田秋哲学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是其最高范畴。他在其《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中云：“臣窃以为人性之善得于天者，本无远近之殊。特变通鼓舞之机，由于人者，有先后耳。”在这里，田秋认为人的善性得于先天，在先天上每个人的善性都是一样的，只是后天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和程度不同，使每个人的善性就有差别了。

此外，田秋在其《请建婺川安顺印江学疏》中也云：“窃惟人才之用虽有多寡之殊而赋于之。自于原无彼此之异，特以教化之所及有先后、深浅，而人才系之焉耳。自古圣王皆致谨于庠序之教有由然也。”在这里，田秋同样认为，人才在先天上无彼此差异，只是后天教化的先后、深浅，使之作用呈现出了大小不同。可见，田秋以“先天”为体，以“后天”为用；以“自然”为体，以“人”为用；以“客观”为体，以“主观”为用，体现了一种唯物世界观。

（2）“教化”的易学变化观

生生之谓易。易经作为哲学之源，其要旨是“变”，“夫易之道变而已矣”，易之道主要在于变化。作为以易中举的田秋，深谙易经之变化之道，并将此之道用于教育，用于人才的培养。

田秋认为，万物是变化的，人性也是变化的，人的善与恶，人才的多与少，人才作用的大与小，关键在于“教化”。对此，他在自己的著述中反复强调“教化”。他在其《请建婺川安顺印江学疏》中云：“窃惟人才之用虽有多寡之殊而赋于之。自于原无彼此之异，特以教化之所及有先后、深浅，而人才系之焉耳。自古圣王皆致谨于庠序之教有由然也”。在这里，田秋强调了“教化”对于人才培养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人才来自后天的“教化“，人才作用的大小也与“教化”密切相关。田秋认为“教化”是君王的第一要务，教化可以带来许多好处，比如可以减少犯罪，可以罢战争等。教化虽然要动支一定的钱粮，但应该开支的还必须开支。对此，他说“再照学校教化之本源，教化王者之先务，教化行则风俗美，可以措刑罚，可以寝干戈……然事关教化，未可委之乏用也。”此外，田秋还在其《思南府志·序》中亦云：“人物以证教化，见仪表也”。他认为，一个人的教化情况体现在其仪表。

综上，田秋的“教化”思想，体现了一种哲学发展观。

（3）“忠孝廉”的道德认识论

田秋哲学在认识论方面，离不开正统儒学的背景。他的认识论思想是在正统儒学思想的基础上来阐发的。儒家以明道进德为宗旨，在道德问题上有许多论题的讨论，孔孟儒学推崇修德，强调德治，主张“仁、义、礼、知（智）、信”等德行。程朱理学强调“理”，主张“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陆王心学强调“心”，认为“心即理”，主强“致良知”、“知行合一”。田秋的认识论思想，继承了孔孟正统儒学的思想，他没有参加对理学、心学的讨论，对“理”、“心”问题漠然置之，而是专一地传承和倡导孔孟正统儒学，在道德认识上尤其推崇“忠、孝、廉”。

田秋对“忠、孝、廉”的推崇，源于他对“三本”的理解。他在其《侍御申公祐传》中云：“先民有言，父生之，君治之，师教之，天下之三本也。”田秋认为，既然父母生人，人理应孝之；既然君王治人，人理应忠之；既然教师教之，人理应尊之。对此，他围绕“父母、君王、教师”三本，致力于践行“忠、孝、廉”三德。

首先，在“忠”德上，田秋之“忠”德思想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忠诚于国家。他在其《侍御申公祐传》中云：“噫！以公之前事观之，则仗节死义之忠，固有素抱，不持取决于土本矣。”他在文中对申佑舍身救皇帝的忠义壮举十分赞赏，并认为申佑之忠义非一时之举，而是从小就立下的为国献身的远大抱负，这一从一个侧而反映了田秋的对国忠义、忠诚思想，以及从小就应教育、培养这种忠义、忠诚的思想。二是忠于职守。田秋在任官为政时，严格要求自己“居官持廉皆深刻”（《西麓训子》），对此，他“请开科”、“请建学”、“查腐败”、“重边防”、“疏交通”，最终因“佐郡有声”获得了皇帝的敕命，因“谏垣有声”（《黔诗纪略·田布政秋》）、“谋断之忠”（《广东布政使田公行状》）而赢得了后人的赞颂。

其次，在“孝”德上，田秋认为“孝”是“忠”的基础，“孝”为根本，做官要先从孝做起。田秋之“孝”包括“自孝”和“他孝”两层内涵。一方面，他认为“百善孝为先”，自己要带头敬孝。他中进士在户部“观政”（实习政务）时，为了孝敬年迈的双亲，毅然决定推迟拜官，疏请返家敬孝，并在此后的八年间，一意敬孝双亲，为双亲煎药煮粥，后来成了家乡远近闻名的“孝子”，其敬孝之举，成了当时父老乡亲训子的范例。另一方面，他极力阻止社会有伤孝道的行为，敦促社会广泛“尽孝”。他在京城做“谏官”时，对城效大规模肆意迁冢、有伤孝道的行为，大胆疏请停止，这体现了他对“孝”德社会价值的理解与重视。

此外，在“廉”德上，田秋认为“居官持廉皆深刻”，他认为做官不仅要勤政，而且要力求做到深刻；不仅要为官清廉，而且要做到深刻。对此，他本人以身作则，“居官虽二十年，历俸未及九。性甘没素，居官且不当利权……不持一物。”（《西麓训子》），并要求子孙们也要“居官持廉皆深刻”。同时，他在任礼科左给事中时，对朝中的腐败现象，敢于直谏，奉命清查御马监、太常寺、光禄寺等部门的经费开支。据《广东布政使田公行状》记载：“公始而奉敕清查御马等监，则裁缩至七万，夫食至七万石，寻奉查光禄、太常仓厨，力役裁去二千四百余夫。是清百年之弊窦，而苏万姓之膏脂也。”云南镇守，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朝中官员不敢过问，对此，田秋秉笔上疏，最终使镇守受到了革职，万民腾欢。可见，田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居官持廉皆深刻”的廉德思想。

2、李渭的哲学思想

（1）“中和”、“乾坤”的易学变化观

有学者认为李渭之“中和”即儒家之“中庸”，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无论从李渭的知识结构看，还是从李渭本人的著述看，李渭之“中和”都不是单一的“中庸”方法论，而更多体现的是易学的变化观、和谐观。

李渭不单是一位儒者，更是一位“嗜易成癖”、有着厚实易学修养的易学者。他在思南府城中央的一座小山的岩石上题写了“中和”二字，对此，他没有对此做出任何的解释，以至后人难以管窥其“中和”的本义。然而，笔者作为一名易学研究者，在对李渭的一首诗（《中和山》）进行研究后，猛然发现“中和”二字蕴藏的并非单一的儒家“中庸”之道，而是洋溢着“变化”、“天人合一”气息的易学之道。先来看这首诗的内容：“霜洲木落意踟蹰，兰纫秋风满客裾。共道吴门如白练，可能赤水拾元珠。袖中明月人何似，曲里青山调自殊。寒暑空悲双鬓去，乾坤还借一身扶。”这首诗记述了李渭晚年于秋季登中和山的情景，他在诗中深深地感悟到了万物的变化，从季节的“寒来暑往”，草木的盛凋，到人的衰老，这一切无不在变化之中。特别是当他悟到人如袖中明月难以保留时，更是感叹易经“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之道，以及“人参天地”、“道法自然”之理。特别是“乾坤还借一身扶”一句，同时涉及到“天（乾）、地（坤）、人”三才，体现了“天人合一”、“天地人合一”的理念。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李渭之“中和”实际是指“天、地、人”三才之和，它源于易经的三爻，上爻代表天，下爻代表地，中爻代表人。李渭的“中和”是一种广义上的“天地人”大和谐、宇宙大和谐。他在倡导“上爻”之“天和”，“下爻”之“地和”时，更强调“中爻”之“人和”，强调人要自觉遵守自然规律，参和到天地中，与时偕行，与天、地保持和谐，不违天道、地道和人道，以达到自然和谐、身心和谐和社会和谐的“大和谐”境界。

与李渭同时代的贵州清平（今凯里）人孙应鳌，也主张“中和”、“中道”、“中庸”，但他更多的是从儒家性情、德性方面而言。他认为，中道即是圣贤之道。他说：“圣道只是一‘中’字尽之。师过商不及，已便见‘中’之所在。子贡不知，而以过为愈矣。故夫子又告以‘过犹不及’，则‘中’之所在，盖可知矣。……知行合一，无‘过’、‘不及’，便是‘中’也。此千古对学的正脉。”（《四书近语》卷五，《孙应鳌文集》第245页）。孙应鳌还认为，中道即是心道，他说：“见孔子之心，即帝王之心。帝王之治本于道，帝王之道本于心。……心何在？中是也。” （《四书近语》卷五，《孙应鳌文集》第295页）。在这里，孙应鳌的中道观，离不开儒学、心学，离不开“中庸”内涵，并视“心”为本体。

李渭之“中和”、“中道”观，不同于孙应鳌之“中和”、“中道”观。李渭“中和”、“中道”观，是一种“融合”的宇宙观，而非“执中”的思维方法论。“中和”之“中”，并非简单的“站在中间”，而是“天人合一”视角下的“融入其中”。这种宇宙观建立在儒学、易学之上，而非单一的儒学；这种宇宙观视“自然”为本体，重视客观，而非主观；这种宇宙观视宇宙为一有机整体，人只是其组成要素；这种宇宙观强调天、地、人“大和谐”，而非在对立的两方之间找到一个维持平衡的关节点；这种宇宙观不是强调掌握哲学上的“度”，而是强调易学上的“合”。

综上，李渭之“中和”、“乾坤”，体现了一种易学变化观，体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了一种宇宙自然“大和谐”的理念。

（2）“毋意”、“先行”的实践方法论

在李渭的哲学思想中，最为可贵的是他的“毋意”、“先行”这一实践论、方法论。他的这一思想的形成，经历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是他在躬行中，在带着“问号”求索中，在儒学与易学融合研究中，总结出来的可贵思想。

李渭的《毋意篇》、《先行录》著述，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哲学方法论思想。然而这一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据明贵州巡抚郭子章《李渭传》载：“李渭，字湜之，思南府人。公生有异质，十五病肺，屏居小楼。溽暑，散发箕踞。父中宪公富，以‘毋不敬’饬之，即奉而书诸牖，目在以资检束。第觉妄念丛起，中宪又以‘思无邪’饬之，又奉而书诸牖。久之，妄念渐除，恍惚似有得（《思南府·县志》第353页）”；明兵部侍郎耿定力在《李同野先生墓志铭》中道：“公之学，自却妄念以至谨，一介取予去拘，士岂远哉！道林先生破其拘挛，余伯兄谓之有耻，仲兄直本心，近溪先生喝其起灭，卒契毋意之宗。”。（《思南府志·县志》第373页）。可见，李渭从最初的“妄念丛起”到“自却妄念”，再到“毋意”，经历了庭训、师友训导、自悟等过程。这其间的思想渊源，除了儒学外，更重要的是易学。李渭作为一名易学学者，不仅从小就具备易学天赋，以《易》中举，而且晚年还坚持在家乡的“点易洞”讲易学。李渭的“毋意”观应源于《周易·无妄》之“不生妄念”思想，同时也体现了他从“心”转向“行”的认识过程。

李渭生活在“王门心学”兴盛时代，“王门心学”主张“知行合一”，将“知”排在“行”的前面。对此，具有“毋意”思想的李渭，更重视“行”，主张“行在知先”、“先行践履”、“笃实践行”、“行知合一”。李渭在《世侯安绍南荣受封典序》中云：“履官初即锐意便民” （《思南府·县志》第374页）。邹元标在《先行录序》中也写道：“予昔与友谈学，友箴予曰：‘学岂在哓哓为哉？躬行足矣！’”。李渭对邹元标说，学习（读书）哪能只是争辩，躬行就够了。邹元标最初对李渭的“先行”观持有异议，他说“未与子躬行为是”、“学之不讲，徒日躬行”，并以“到燕地去”为例，说明必须先了解道路情况，才能够顺利到达燕地。对此，李渭反驳到：应“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即先实践自己的话再去推广，当一个人在了解燕地道路情况时，其实他已经在践行其言了。李渭还说“先行其言”是孔子在教育子贡时说的话。通过李渭的解释，邹元标最终接受了“先行”观点，并表示“今以先生躬行为正，盖各有攸当未可以膜说为也。”（《黔诗纪略》卷三）。其实，笔者认为，作为“嗜易成癖”的李渭，其“先行”思想不仅源于孔子的“先行其言”，源于自己的实践，还源于易经之《坤》、《履》。坤为地，强调脚踏实地；履为踩，强调践履、践行。事实也是如此，再好的想法和思想，如果不去践行，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正所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综上，李渭的“毋意”、“先行”论，是一种“实践论”，体现了一种哲学方法论思想。

（3）“学仁”、“为仁”的道德实践认识论

李渭哲学在认识论方面，既有正统儒学的背景，更有易学的背景。李渭的认识论思想是在正统儒学与易学的相关论题的讨论和实践中来阐发的，以“仁”和“行”为重要的认识对象和本体。正统儒学倡导“仁、义、礼、智、信”五德，尤其重“仁”德，重“仁爱“。易学倡导“天地人合一”，重“天地人”的“和合”与“和谐”。事实上，儒学思想源于《易经》，“仁”字源于易经之“三爻”。“仁”字左边为“人”，右边为“二”，体现了“人立天地之间”，体现了易经天、地、人“三才”之道。

从儒学角度来看，李渭的认识论首先是一种道德认识论，其宗旨在于通过道德修养来成就人的高尚人格。李渭在《重修思南府儒学碑记》中云：“孔子学，学仁也。”李渭认为，孔子创立的学问，主要在于学会仁爱的的至理。对此，他毕生重“仁”，毕生主张“仁”，倡导“仁”，讲授“仁”，并在家乡思南创建“为仁堂”（后改为“为仁书院”），题写“为仁”二字。

从易学角度看，李渭的认识论又是一种实践认识论。李渭的认识论，是以“行”为本的认识论。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孔子“先行其言”的理解上。对孔子“先行其言”的理解，虽然对儒学者来说，众说纷纭，各有所见。但李渭作为一位儒、易兼学者，对其理解尤为深刻。对此，他在与邹元标论道中云：“学岂在哓哓为哉？躬行足矣！”。寥寥数语，恰好体现了李渭“行学”的轨迹。即强调“行”的客观本体地位，认定“先行”才是“学仁”之至，“行”才是至“仁”的功夫。同时，李渭还在《重修思南府儒学碑记》中，针对当是教学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问题，强调“学仁”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应重实践、重行为。此外，还可以从李渭的“学仁”、“为仁”，清晰地看到李渭哲学的实践认识论思想。他在“学仁”、“为仁”中，既强调“学”，又强调“为”；既强调学习、认识，又强调作为、实践。

综上，李渭的“学仁”、“为仁”体现了丰富的哲学认识论思想，不仅是一种哲学道德认识论，而且也是一种哲学实践认识论，更是一种哲学道德与实践融合的认识论。

3、田秋、李渭哲学思想比较

对比田秋、李渭的哲学思想，可以看出他们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相同点：（1）二人均有正统儒学作为自己哲学思想产生的背景；（2）有着共同的唯物世界观；（3）有着共同的易学变化观；（3）有着共同的道德认识论。

不同点：（1）易学对田秋哲学思想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对李渭哲学思想的影响却较大；（2）田秋在哲学方法论上体现不够明显，而李渭在这方面却有其完善的思想；（3）田秋的哲学认识论是一种基于儒学的道德认识论，而李渭的哲学认识论则是基于儒学、易学的道德实践认识论。

（三） 儒学思想与比较

1、田秋的儒学思想

田秋一生十分重视儒学，他积极请学、建学，主张正统儒学，撰写《思南府儒学记》，在传记中歌颂忠臣，在诗赋中歌颂儒子、节妇，在训子中采用儒学。在儒家主要思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中，田秋的“忠孝廉”思想尤其突出。

（1）“仗节死义之忠”、“正当输忠”、“心系北上”的忠义思想

田秋在其《侍御申公佑传》中曰：“先民有言，父生之，君治之，师教之，天下之三本也。”田秋认为，父母的生育、国家的统治、老师的教导是天下的三个根本。在这里，不仅体现了田秋对父母、老师的感恩，还体现了田秋对国家的忠诚。同时，田秋在其《侍御申公佑传》中，对申佑舍身救皇帝的忠诚行为大加赞赏。他在文中曰：“噫！以公之前事观之，则仗节死义之忠，固有素抱，不待取决于土本矣。夫岂猿鹤沙虫同时俱化者比哉！”田秋认为，申佑的“忠”是本来就有的远大抱负，并不是一时的想法，这种“忠”是不能与“猿鹤沙虫”之类相比。据《广东布政使田公行状》记载：“公观政户部，喟然叹曰：双亲暮年，二兄外官，彼之老成，正当输忠。我以少年孝养，非我职乎。”田秋在户部实习时，曾叹息说：自己的父母双亲已进入晚年，两位兄长在外地做官，正值年富力强，为国效力、尽忠的大好时期，而我年少孝养双亲，难道不是我应尽的职责吗？在这果，田秋为了能让两位年富力强的兄长更好地效忠国家，自己主动地承担起孝养双亲的义务。《广东布政使田公行状》还记载他“甘邱壑之穹，忧国土……孝忠得于性……我公在国有谋断之忠，在家缵无前之绪，忠耶孝耶可谓成人耶。”

田秋对国家的忠诚思想，还体现在他的奏疏上。他在《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中曰：“臣请开科之后，二省各于旧额之上量增数名，以风励远人，使之激劝，则远方幸甚。”。在《请设婺川 安顺印江学疏》中曰：“乞敕下礼部，果如臣言照州县建学立师，庶菁莪之化不问于一方，遐远之才咸沾乎乐育，边方幸甚！生民幸甚！”。在《陈愚见以备遗策疏》中也曰：“臣待罪言官，有此一得之愚谨以上，赐采纳施行，则天下幸甚，生民幸甚。”可见，田秋在做谏官时，胸怀天下，胸怀边疆，胸怀生民，积极向皇帝建言献策，兴办教育，巩固边防，体现了了他对国家对人民的一片忠诚。

田秋晚年仍“系心北上”，系心国家，系心国家治理，并希望修志为国家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他在其《思南府志·序》中曰：“昔李吉甫作《元和郡县志》，谓‘执此可以善治’，兹录也，予固元言，窃有望也。秋也，才浅力薄，学疏识陋，况岁月既深，系心北上，于是录也。”

（2） “我以少年孝养，非我职乎”、“而轻发朽骨，伤孝子之本意”、“古之孝子固有冒百刃而赴亲之难者”的孝道思想

田秋“孝忠得于性”，一生不仅在思想上主张和倡导孝道，孝字为先，而且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孝道。田秋小时候就十分重视孝道，是当地一个出名的“孝子”。《广东布政使田公行状》记载：“公观政户部，喟然叹曰：双亲暮年，二兄外官，彼之老成，正当输忠。我以少年孝养，非我职乎。”田秋在户部实习政务时，为了孝养双亲，同时也为了使在外地做官的两位兄长安心工作，主动申请推迟做官而返回家乡。为了能更好地照顾年老的双亲，他在双亲的卧室旁还特意开创了一间小屋供自己居住。他“一意敬孝，烹药煮粥”，一干就是八年，直到其大哥从云南曲靖府告老回乡，他才又重新踏上仕途。田秋的敬孝赢得了很好的口碑，家乡父老均以他为榜样来教育其子孙。

田秋不仅自己践行孝道，还积极倡导孝道。他在京城做礼科左给事中时，对城效屡屡大量迁坟、浪费而伤孝道的情况十分反对，因而上疏皇帝曰“都城村万冢鳞次怀土，重迁天人常情，而轻发朽骨，伤孝子之本意”。此外，田秋在《侍御申公佑传》中云：“古之孝子固有冒百刃而赴亲之难者”，他对古时候孝子冒死救亲的行为十分赞赏。

（3）“居官持廉皆深刻”的廉政思想

“廉”是儒家思想内容之一。田秋一生不仅主张“廉洁”，而且还以实际行动诠释了自己的这一思想。田秋在其《西麓训子》中云：“居官持廉皆深刻”，他教导子孙们要勤政、廉政，并要力求做到最好。田秋本人在廉政方面以身作则，为官清廉。据《广东布政使田公行状》记载，田秋“入官满二十年，历奉不过九载。”另据《黔诗记略》记载：“西麓（田秋）在谏垣有声。云南差镇，内官恣虐，首奏劾停之。内府监多冗食，太常寺多冗役，光禄多不经之费悉请裁汰，御马监用财无节酚嬴缩为之程，岁省费钜万计。”田秋在朝廷做谏官期间，作为一名五品小官，不惧权贵，直言敢谏，对一些部门和官员的浪费、腐败行为进行了大胆上疏，并收到了良好的惩治效果，以行为捍卫了自己的反腐倡廉思想。

2、李渭的儒学思想

儒学思想是李渭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著述《大儒治规》、《先行录》、《修思南府学碑记》、《学田记》等，以及其诗赋中，包含着较为丰富的儒学思想。其中，不乏对传正统儒学的解读，也不乏自己的创新观点。

（1）“学仁”、“为仁”的伦理道德观

“仁、义、礼、智（知）、信”是儒家的“五常”。在这“五常”中，李渭特别推崇“仁”。他在《修思南府学碑记》中道：“孔子学，学仁也，尧、舜、禹、周，莫不以此生人……果为仁，即日展袠，日逐墨，日日学孔，也否？否。……孔子之仁，即树根柢也。……以孔子遗书比偶为文辞，是枝叶耳。” （《思南府志·县志》第375页） 李渭认为孔子创立的学问就是要学会仁爱的至理。古代圣贤尧、舜、禹、周文王，没有一个不是凭借此之道使人们得以生生不息。学习孔子之仁，不能只停留在书本上、口头上，应落实在行动中。此外，李渭还认为孔子之“仁”是“树根”，孔子之书是“枝叶”， “仁”就是“德”，即“仁德”，学贵在于进德、修仁，不能看华丽的外表。

李渭不仅学仁、求仁，而且还专门建“为仁堂”，题写“为仁”，并讲仁。明代思南郡人萧重望在《李先生祠记》中道：“《先行录》天德之抚也。《大儒治规》王道之㷡也……于孔门曰：‘思南李先生’”（《思南府志·县志》第364-365页）;郡人郑人惠在《为仁堂即事》一诗中道：“缭绕朱幡下讲堂，薰风披拂大文章。千秋道脉渊源合，二字心传物我忘。岂倚龙场（贵阳修文，王阳明悟道处，笔者注）争謦欬，更从淮海（孙应鳌，字淮海，笔者注）示羹墙。祗今得副圜桥望，默聆惺惺一瓣香。”（《思南府志·县志》第440页）；李梦松在《登中和山怀同野先生》诗中道：“独上中和思渺然，传经人去剩寒烟。名臣正学源流远，古刹残碑日月悬。教孝不参仙佛语，当仁肯让对贤肩。更寻手迹无多物，鸟语花香诗一联。”（《思南府志·县志》第480页）；张清理在《谒李同野先生祠》诗中道：“绝徼儒宗阐治规，名臣正学总堪师。功争一介机原密，梦绕三蛇觉未迟。山盗不离心盗外，下楼仍记上楼时。黔州道脉由公肇，俎豆千年系我思。”（《思南府志·县志》第483页）；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思南知府泰和周在《思南府续志》序中道：“余履任未久，访知城东北，旧有乡先生李同野为仁堂颓废已久，急出俸重修堂构，为诸生肄业所。”（《思南府志·县志》第77页）。

综上可见，李渭的儒学思想以“仁”为宗，主张“学仁”、“求仁”和“为仁”，重视“仁”这一伦理道德。

（2）“慕孔孟，排释老”的正统儒学观

李渭生活的时代，虽然佛学、道学、理学、心学兴盛，但他始终主张和倡导孔孟正统儒学。据《思南府志·县志》记载：“旧志：嘉隆以来，儒教大兴。郡人李渭，倡理学，重躬修，教孝弟，行四礼，返朴还淳，士骎骎，慕孔孟，排释老，习俗一归于正。”（《思南府志·县志》第108页）。

有学者认为，李渭受王门心学思想影响较大，属于王学再传弟子。但笔者通过研究，未发现李渭在其著述和诗赋中运用心学理论，未发现李渭将“心”放在突出位置。相反，他还针对王门心学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提出自己的“先行论”、“躬行论”，将“行”放在突出位置。李渭之所以有自己的这一创新思想，笔者认为，主要得益于小时候的庭教。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章（江西人）在《李渭传》中记载，李渭小时候就接受其父“毋不敬”、“思无邪”等正统儒学教育。“毋不敬”语出《礼记》，“思无邪”语出《论语·为政第二》。尽管李渭小时候一段时间曾“执求本心”，并“自问曰‘如何是本心’”、“本心是如何”，但过来通过广泛拜谒、求教、论道于蒋信、湛甘泉、耿定向、耿定理、耿定力、罗近溪、孙应鳌、马廷锡、邹元标等王学弟子和传人，并通过自己的参悟和讲学实践，最终还是形成了有别于王门心学的独特的儒学、理学思想和理论体系。王门是心学，李渭是行学；王学“致良知”，李学重“躬行”；王学“知行合一”，李学“行知合一”；王学“格物致知”，李学“先行践履”。对此，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章在其著作《黔记》之《乡贤传》中称李渭是贵州“理学三先生”之一。

（3）“毋意、先行”、“中和”的儒学方法论

李渭的“毋意、先行”方法论，不仅体现在他的《毋意篇》、《先行录》等著作中，以及“中和”题字上，而且还体现在相关人物的论述中。比如：清朝思南府知县俞汝本在《王文成公生日祝田记》中道：“且李同野先生独非此邦人士乎？其学以毋意为主，其功以先行为归。” （《思南府志·县志》第410页）；思南知府在《仲夏为仁堂即事》中道：“巡皋晨爱出东冈，来坐先生旧讲堂。……西南正学原毋意，仰止何须在句头。”（《思南府志·县志》第438页）。

李渭主张以“毋意”作为“求仁”的方法。他认为“仁”是道的本体，它常青常明，不增不减，所以学者无需着力在生灭上下功夫，无需刻意安排，毋意为功即可。对此他著有《毋意篇》。他认为：“孔子毋意，孟子不学不虑，程子不著纤毫人力，皆是不安排。知无意脉路，即日夜千思万索，亦是无意；知无纤毫人力脉路，即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如此用力实无纤毫人力。学是学，此不学，虑是虑，此不虑，知得不学、不虑脉路，任人只管学、只管虑，都是不学、不虑。浮云人间作雨，天上常清常明，狂风江中作浪，流水不增不减，知得常清常明、不增不减者，可与言学矣。”（莫友芝：《参政李同野先生渭传》，《黔诗纪略》卷三）。李渭的“毋意”求仁方法，相似于王阳明、蒋信的“默坐澄心、体认天理”方法，相似于孔子的学易“玩索而有得”方法，也相似于“不立文字，教外勿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修”方法。这些方法均强调不刻意，顺其自然，才是通往“本体”的真途。比如：释迦牟尼佛偈曰：“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成法？”；牛头法融在曰：“无心恰恰用，用心恰恰无。今说无心处，不与有心殊。”；明·浮峰普恩偈曰：“返本还源便到家，亦无玄妙可称夸；湛然一片真如性，迷失皆因一念差。”

至此，可以明白，李渭从曾经自问“如何是本心”、“本心是如何”，到“毋意为功”，在思想上已发生质的飞越。王阳明“心学”主张“知行合一”、“格物致知”，而李渭主张“毋意为功”、“毋意致知”，反对一味地“用心”、“问心”，停留在主观上。李渭的“毋意”思想，得到了孙应鳌的高度称赞。孙应鳌在《晤李同野》一诗中道:“南云媚归辔，春日晓风遒。如闻一妙语，为破半生愁。”

李渭还主张“先行”这一儒学方法。认为学孔为仁，贵在先行。如果知而不行，不是真知，先行其语，才是真行。他反对学习孔学一味地停留在书本上和口头上，强调行动，强调先行。这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既有共通处，也有不同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强调“先知后行、格行致知”，而李渭的“先行”论强调“行在知先、以行达知”，这在哲学上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对此，李渭专门著有《先行录》，虽已失传，但可以从邹元标的《先行录序》中窥探李渭的观点。邹元标在《先行录序》中道：“予昔与友谈学，友箴予曰：‘学岂在哓哓为哉？躬行足矣！’”，这说明李渭重客观，重行动，重落实，重执行，反对只说不做或言多行少。至此，笔者认为李渭发展了王门心学，创建了自己的行学。

综上所述，李渭儒学思想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以儒学为宗，尤其重“仁”；二是发展了王门心学，创建了李门行学；三是建立了创新的“毋意”、“先行”方法论；三是重儒学中庸思想，处世重“中和”；四是重儒学正学，排斥佛学和道学。

3、田秋、李渭的儒学思想比较

从前面的研究可以看出，田秋、李渭的儒学思想既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

相同处：（1）二人均重视儒学；（2）二人均倡导正统儒学；（3）二人均以行动践行儒学；（4）二人均重儒学之“廉”。

不同点：（1）田秋重儒学之“忠孝廉”，而李渭重儒学之“仁”；（2）李渭提出了自己的儒学方法，而田秋未明显提出。

（四） 政治思想与比较

明代中晚期各种思想潮流混杂。有传统的，也有新生的；有本国的，也有外来的。这些思想对当时的政治思想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田秋、李渭作为生活在这一时代的官员，也无不受到这一时期各种政治思想的影响。从田秋、李渭的做官经历，可以看出，二人虽然在朝廷做过官，但更多的是在地方为官。二人的政治思想尽管在最高决策层影响不大，但却是当时忠于国家、关注民生、重视教育、兴利除弊、勤政廉政的一代清官。所以，二人去世后，均获得了朝廷批准建祠享祀，李渭获明神宗赐联：“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

1、田秋的政治思想

（1） “郡学泮宫”、“开科”、“建学”的政治制度思想

自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以来，尽管施行了“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等一系列君主专制制度，但由于宦官专权、特务政治、吏治腐败等，使明王朝的统治危机层出不穷。对此，在朝知识分子纷纷出谋划策，以兴利除弊。田秋所主张的是“郡学泮宫”，希望通过振兴文教、培养人才来兴利除弊，维护明王朝。他在其《思南府儒学记》中云：“古者，自国郡以至闾巷，莫不有学，而天子辟雍，诸侯泮宫，其大者也。自罢侯置守，则郡学即泮宫之制欤！”在这里，田秋认为郡学是维护国家统治的一项重要制度。

基于这一思想，面对当时郡学又处于“制度草创”的情况，田秋积极向皇帝上疏在贵州“开科”，在各郡县“建学”，完善国家政治制度。对此，他先后撰写了两篇疏文，即《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请设婺川安顺印江学疏》。他在前一篇疏文中指出：“惟有贵州一省，远在西南，未曾设有乡试科场，止附云南布政司科学。盖因永乐年间初设布政司，制度草创，且以远方之民，文教未尽及也。”对此，他请求在贵州“开科”。在后一篇疏文中，田秋也指出：“惟贵州一省，制度草创，止是府卫建学，而州县尚无。”对此，他请求在贵州各州县“建学”。田秋的两次疏请，均得到了皇帝的批准，使贵州自此在科考上能独立开科，各郡县得以建学。使贵州自此文教大兴，风俗丕变，人才辈出，直追中原。同时，也使明王朝的边疆地区因教化得到了稳定，中央政权也因此得到了巩固。

（2） “死义之忠”、“正当输忠”、“谋断之忠”、“克懋忠尽”、“心系北上”的政治追求思想

作为一名儒者，田秋秉承儒家先贤的教诲，并将这些教诲落实到他的政治思想和行动上。在他看来，“父生之，君治之，师教之，天下之三本也。”（田秋《侍御申公佑传》），其中，国家统治是三本之一，对国家忠诚不仅是一个人的基本道德，更是为官者的基本职业道德。

田秋在其所撰的《侍御申公佑传》中，对申佑舍身救皇帝的“死义之忠”十分赞赏，同时也体现了自己愿为国家尽“死义之忠”的思想和愿望。

 田秋之“忠”，不仅是自己的一种政治追求，而且还积极协同家人共同向国家输忠。《广东布政使田公行状》云：“公（田秋）观政户部，喟然叹曰：双亲暮年，二兄外官，彼之老成，正当输忠。我以少年孝养，非我职乎。”可见，田秋在户部实习政务时，为了使自己经验丰富的两位兄长安心地为国家输忠，自己主动疏请推迟拜官，返乡承担孝养年迈双亲的义务。在这里，田秋以自己的高尚行为间接地向国家输送了忠诚。

田秋在做官期间，更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对国家忠诚的政治思想。他把自己的这一思想努力贯彻在自己的言行中，积极为国家治理出谋划策，积极为贵州疏请“开科”、“建学”，积极谏言惩治官场腐败，积极献策巩固边防，积极整治乌江航道，发展边疆经济。田秋的“输忠”得到了明王朝和社会的认可，《礼科左给事中田秋敕命》云：“联恒以非人为优，尔礼科左给事中田秋，奋登甲第，佐郡有声，乃兹简抡人居，禁密官箴，克懋忠尽著闻。”《黔诗记略·田布政秋》亦云：“西麓（田秋）在谏垣有声。”

田秋晚年仍“系心北上”，心系国家，仍不忘为国家“输忠”、“尽忠”，他力所能及地积极撰修《思南府志》，并希望以此能为国家治理带来益处。他在其《思南府志·序》中曰：“昔李吉甫作《元和郡县志》，谓‘执此可以善治’，兹录也，予固元言，窃有望也。秋也，才浅力薄，学疏识陋，况岁月既深，系心北上，于是录也。”可见，田秋毕生以“忠”为自己最高的政治追求。

（3）“教化”、“振德”、“敬孝”的匡世观

明代，从正德年间起，国力日渐衰弱，至嘉靖年间，社会矛盾日渐尖锐，君王怠政、宦官擅权、奸臣当道、吏治腐败等问题日益突出。作为当时的一名官员和儒者，田秋清醒地认识到了时世的危艰，但由于自己权力有限，他把自己的匡世主张更多地体现在其“教化”、“振德”、“敬孝”等方面，并希望通过教化，使人们“向学”、从善、振德、敬孝，营造一种有利于国家稳定的社会人文环境。

关于“教化”，在《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中，田秋云：“臣窃以为人性之善得于天者，本无远近之殊。特变通鼓舞之机，由于人者，有先后耳。今设科之后，人亦向学。”在《思南府志·序》中，田秋云：“人物以征教化，见仪表也。”在《请设婺川安顺印江学疏》中，田秋云：“窃惟人才之用虽有多寡之殊而赋于之。自天原无彼此之异，特以教化之所及有先后、深浅，而人才系之焉耳。”在《西麓训子》中，田秋云：“读书，不止于应举，取科第，内则以之涵养气质，薰陶得性，外则资之以抚世酹物，若修身慎行，不辱先人，虽不能大有成名，亦为贤子。”在这里，田秋认为，人的天性是善的，每个人的差别不大，但后天的教化至关重要，教化使人心向善，教化使人有一个良好的仪表，教化才能出人才，教化才能使人有能力“抚世酹物”，教化才能匡正世道。

关于“振德”，田秋在其《思南府儒学记》中云：“今日庙貌一新，堂序改色，固庆学之有成。他日继侯而守者，尚克益砥砺而振德之。不惟泮水青衿之才，皆岩廊公辅之极，亦且以风定四国，约其夸毗，消其顽戾。俾淳庞载振，俾邹鲁化行，俾我思永有弦歌之声，斯则学道之有成。”在这里，田秋认为，文庙的装修一新，有益于“振德”，有益于辅助国家，有益于改变风俗，有益于限制谄媚之风、消除顽固的恶习，有益于孔孟教化的推行，有益于思南士人学业有成。

关于“敬孝”，田秋在其《侍御申公佑传》中云：“先民有言，父生之，君治之，师教之，天下之三本也。”在这里，田秋赞同先民所说的“父生之”是首“本”。既然“父生之”是首“本”，理所当然“百善孝为先”。对此，田秋作为一位儒者，毕生致力于将“孝”贯彻于自己的言行中。他不仅为自己的双亲“一意敬孝”，而且还对有损孝道的行为大加指责，他对都城村大量迁冢、“轻发朽骨”、“伤孝子之本意”的行为大胆上疏。田秋的敬孝赢得父老乡亲的赞誉，乡亲们在教子中纷纷以他的事迹为案例。同时，田秋对“敬孝”的主张和倡导，在一定程度上也淳化了民风，践行了自己的“匡世观”

2、李渭的政治思想

（1）以儒家之礼为政治制度准则

李渭生活在明王朝中晚期，这一时期由于宦官专权、吏治腐败、制度失序，在此起彼伏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上层权利斗争中，明王朝日渐衰落。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忠臣义士纷纷为明王朝的政治统治出谋划策，李渭便是其中一员。面对当时各种思想潮流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作为一名儒者和地方官吏，李渭主张用正统儒学思想，用儒家之礼来加强国家治理，达到治国安民。对此，他专门著了《大儒治规》一书，尽管该书已失传，但相关文献作了记载。明贵州巡抚郭子章在《李渭传》中道：“所著有《先行诸集》藏于家，《大儒治规》行于世。” （《思南府志·县志》第353页）；明代思南郡人萧重望在《李先生祠记》中道：“《先行录》天德之抚也。《大儒治规》王道之也。”事实上，《大儒治规》的内容在李渭的《思南府学射圃记》、《婺川县迁学记》、《世侯安绍南受封典序》、《修思南府学碑记》、《修观音阁碑记》、《学田记》等记、序中，以及其诗赋、题字中，已得到体现。

李渭始终笃信儒家的政治理念，一生极力推崇儒家之“礼”，并将之作为构建政治制度的准则。对此，他不仅积极倡导儒家之礼，而且自己还以身作则，恪守儒家之礼。李渭希望通过重建、修复、倡导儒家之礼来整饬纲常秩序，使当时的社会能够有序运行。

李渭关于“礼”的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的《思南府学射圃记》中。在这篇记述文中，李渭云：“民之不能无群，群之不能无争。在昔先王御世欲和让，天下以为福，有礼射焉……我国家考昔为治天下，寻有学皆设射圃……呜呼！射以教让也。将以反己，非以人胜也；将以祛戾，非以能角也。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在这里，李渭认为，射圃在于教人礼让，有益于国家治理；在于教育人们反省自己，而不是与人争胜负；在于以此祛除暴戾和恶行，而不是与人争斗。同时，也反映了李渭力图以礼制来调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的政治思想。

（2）以“学仁”为最高的政治追求，以“为仁”为最高的社会政治价值

李渭作为一名正统儒学传人，在他看来，最高的政治追求在于“学仁”、“为仁”。对此，他毕生对“仁”情有独钟，无时无地不在倡导“仁”，强调“仁”。除了在著述中反复强调“学仁”外，他还创建了“为仁堂”，在其堂内题写了“为仁”二字，并在讲学中突出讲“仁”。

李渭关于“仁”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修思南府学碑记》，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仁”解释的几层含义：

首先，李渭认为“学仁”有益于“治国”。他在《修思南府学碑记》中云：“孔子学，学仁也。尧舜禹周莫不以此生人人。孔子绍述之，授于三千朋徒。” 李渭认为，学习孔子的思想，重在学仁，古代圣贤尧、舜、禹、周文王，没有哪一个不是凭借“仁”之道使人们得以生生不息。孔子只不过是最早论述了这个道理，并把它传授给他的三千个徒弟。学仁，有益于国家的治理，有益于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

其次，李渭认为不仅要“学仁”，更要“为仁”。他在《修思南府学碑记》中，以孔子带着学生不辞辛劳地奔走于齐、卫、陈、蔡、宋、楚等诸侯国之间传道为例，强调“学仁”不仅要有远大的理想，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落实在行动上，做到理想与行动合二为一。对此，他说：“用是，皇皇于齐、卫、陈、蔡、宋、楚郊邦，席不暇暖，辙不得辍。其心何为心邪？孔子四方千古之心与。盖载大德，并之无二已。”同时，在该文中，李渭还针对当时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强调“学仁”不能只是“学”，更要“为”，不能只停留在书本上，更重要的是要落实到实践中，落实到为政上，落实到“生人”、“爱国”、“爱民”中。“为仁”不是为了追逐私利，获取高官厚禄，而是为了成为国家真正的人才，为国家和社会作贡献。

3、田秋、李渭的政治思想比较

从前面的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出田秋、李渭在政治思想上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相同点：（1）二人均主张以儒家思想治国；（2）二人均重视以教育维护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

不同点：（1）田秋侧重于用儒家的“忠”、“孝”思想治国，而李渭则重于用儒家的“仁”、“礼”思想治国；（2）田秋侧重于从教育制度上治国安民，而李渭侧重于从教学实践上治国安民。

（五） 教育思想与比较

1、 田秋的教育思想

提起田秋，人们只知道他是贵州独立开科的请学者，是贵州教育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而对他的教育思想却知之甚少。之前，学术界也只是关注其教育功绩，很少有学者对其背后的教育思想进行管窥。《黔记》、《黔诗纪略》、《贵州名贤传》、《黔书》、《贵州通志》、《思南府志》等志书，对田秋只是作为人物介绍，未对其教育思想进行阐述。《贵州教育史》（孔令中主编，2004，贵州教育出版社）在介绍明代贵州教育时，只介绍了王阳明、孙应鳌的教育思想，而对明代的田秋只是在“贵州独立开科及其意义”中作一些介绍。在《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贵州人文精神读本》（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指导编写，何光渝编著，2017，贵州人民出版社）中，更是看不到贵州土生土长的田秋的影子。对此，笔者在惋惜之余，更深感研究田秋教育思想之迫切。

田秋一生热心教育事业，致力于贵州的请学、建学，开发贵州文教，从制度上解决贵州教育问题。通过田秋一生的实践，我们可以管窥其教育思想。田秋所写的《开发贤科以宏文教疏》、《请建婺川安顺印江学疏》、《陈愚见以备遗策疏》、《思南府学记》、《思南府志序》、《侍御申公佑传》、《文吊思南知府葛正》、《西麓训子》等，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其他如《田秋诗赋》、《礼科佐给事中田秋敕命》、《黔诗纪略·田布政秋》、《贵州名贤传·田秋传》、《云南总督舒凤翼、贵州抚院王有能奏摺》、《广东布政使田公行状》等史料，也从侧面记述了他的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

田秋的教育观点和思想主要有：

（1）强调“教育”为本，重视教育与人才

田秋认为教育是“本”，是“三本”之一，在其《侍御申佑传》中云：“先民有言，父生之，君治之，师教之，天下之三本也。”田秋同时认为教育对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非常重要，在其《思南府志·序》中云：“昔者，先王之御世也。立典式而观民，因风宜而设教，是故陈诗纳价以察趋也。五土有辨以致化也，书用识之以永凤也，九丘之篇邈矣。职方之典，孔子述焉，大都为民治设也……人物以征教化，见仪表也。”

田秋除重视教育外，还十分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并认为人才来自教化、教育和培养。在其《请建婺川安顺印江学疏》中云：“窃惟人才之用虽有多寡之殊而赋于之。自天原无彼此之异，特以教化之所及有先后、深浅，而人才系之焉耳。自古圣王皆致谨于庠序之教有由然也。”在其《开发贤科以宏文教疏》中云：“远方人才，正如在山之木，得雨露之润，日有生长……臣窃以为人性之善得于天者，本无远近之殊。特变通鼓舞之机，由于人者，有先后耳。今设科之后，人亦向学。”此外，我们还可以从田秋相关的诗赋中管窥其对教育、学校、学生的崇拜与重视。他在《椅子山》一诗中云：“中天积翠郡城东，檗戟森严卫学宫。绝顶浮屠谁与建，从此人文更豪雄。”；在《香炉滩》一诗中云：“滩心洲屿平如砥，齿齿白石清可扪。唉乃沧浪歌儒子，凄凄芳草怨王孙。”；在《吊节妇石氏》中云：“儒家诗礼应无忝，宦族绮纨谁与香；采史今朝旌礼下，若堂封畔吐虹光。”可见，田秋在其上述诗中，表达了“保护好我们的学校，建设好校园环境，使之人才辈出。”、“品格高尚的学子值得歌颂，追名逐利的行为将带来怨恨。”、“知书达礼，重比女人之贞操，将流芳千古。”等观点与思想。

（2）提倡全民教育，积极“请开闱”、请学、建学，从制度上振兴文教。

一方面，他积极“请学”，建议在贵州独立开科。贵州在明代独立开科前，其科举考试依附于临近的云南布政司。当时，贵州学子为了参加科学考试，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对此，贵州官员多次建议在贵州开科，均未获得上面批准，直到田秋在京城做“谏官”，这一问题才得以解决。田秋做“谏官”期间，认为国家应在全国广泛设立学校，使全民都能接受教育，同时，应在各省独立开科，以方便考生科考，同时增加科考名额，以激励学子，振兴文化教育。对此，他积极向皇帝上疏，建议在贵州独立开科。他在《开发贤科以宏文教疏》中云：“臣秋，原籍贵州思南府人。窃惟国家取士，于两京十二省各设乡试科场……惟贵州一省，远在西南，未曾设有乡试科场，止附云南布政司科学……臣请开科之后，二省各于旧额之上量增数名，以风励远人，使之激励，则远方幸甚。”田秋的建议最终得到了朝庭的批准，据明《世宗嘉靖实录》（第178卷第3页）记载：“嘉靖十四年八月庚子（十二）（1535.9.8）。先是，贵州乡试附于云南，道里不便，给事中田秋建议欲于该省开科。下巡按御使王杏勘仪，称便。因请二省解额，命云南四十名，贵州二十五名，各自设科。”《黔诗纪略》在记田布政中云：“先是贵州未设乡闱，就试云南……西麓（田秋，号西麓）乃请开闱贵州，贵州抚按亦先后有言者，得报允以嘉靖十六年丁酉（1537）科始。”《贵州名贤传·田秋传》云：“在距今五百年前，明朝永乐年间贵州建了省。但别的省份，早就有了乡闱，贵州还是没有。直到嘉靖初年，本省有位田秋先生，他很有胆略和眼光，这时他做谏官，他坚决要求开设贵州乡闱，果然得到皇帝首肯。从此，贵州人才四起，直追中原。若论起扶持贵州文化的功劳来，真要推田秋做首功呢！”。《广东布政使田公行状》亦云：“贵州并云南科，途远赴试，跋涉甚艰，请另开选闱，且增科额，碑记复囊，液疏之功，公之有功于英才也。”

    另一方面，田秋在解决贵州独立开科问题之后，继续倡导“建学”，在州县兴建学校，从制度上解决教育场所和设施问题。他在《请建婺川安顺印江学疏》中云：“臣秋谨题，为乞恩建学，以新化机，以广文教事……惟贵州一省，制度草创，止是府卫建学，而州县尚无……臣愚以为，务川县宜立县学一区……臣愚以为安顺州亦宜建学一区……又印江县离府虽无百程，而有三江之隔，夏秋盛涨，未免病涉。且其邑多才，足以自成一学……乞敕下礼部，果如臣言照州县建学立师，庶菁莪之化不问于一方，遐远之才咸沾乎乐育，边方幸甚！生民幸甚！”田秋的建学主张，最终也得到了皇上批准，这为贵州州县教育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3）在教学内容和重点上，主张儒学正统教育，强调“孝忠”

田秋尽管生活在儒、释、道、易、理等诸学兴盛时期，但从其著述和相关文献中可以发现，田秋对儒学情有独钟。对此，他在请学、建学中积极倡导正统儒学。田秋在《思南府儒学记》中云：“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立，宜令郡县皆立学，礼延师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 在《开发贤科以宏文教疏》中云：“惟有贵州一省，远在西南，未曾设有乡试科场，止附云南布政司科举……生儒赴试，其苦最极。”；在《香炉滩》一诗中云：“唉乃沧浪歌儒子”；在《吊节妇石氏》中云：“儒家诗礼应无忝”。可见，田秋在教学内容上主张正统儒学。同时，也正因为田秋对儒学的重视与推崇，田秋之母汪氏被皇帝封为“太孺人”，《广东布政使田公行状》曰：“辛卯（嘉靖十年1531）春，（田秋）充荣府州封副使。恩命赠父礼科给事中，封母太孺人。”

在学习重点上，田秋主张重点学习儒学的“孝忠”。田秋21岁那年（甲戍1514）登进士，当时，他父亲已满72岁，母亲已满65岁，大哥、二哥又在外地做官。田秋在户部实习政事，经常叹息道：“双亲年事已高，两位兄长在外地做官，年富力强，正当向国家尽忠之时。我年纪小，孝养父母，是我的职责。”于是他上疏请求归家养病，暂不做官，得到朝廷许可。田秋回家后，一心一意地敬孝，为双亲烹药煮粥，并在双亲的卧室旁创建一间小室，以便尽孝。田秋在其《侍御申公佑传》云：“古之孝子固有冒百刃而赴亲之难者。”田秋对明朝思南府务川人申佑（1425-1449）的忠义行为非常赞赏。正统十四年（1449），蒙古瓦剌部也先领兵攻打大同，明朝专权太监王振挟持明英宗御驾亲征。行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境内），被瓦剌重兵围困，此时，申佑为救英宗，装扮成皇帝，坐上皇帝的车子出走，瓦剌兵误以为是英宗出逃，紧追不舍，结果，申佑死于乱军之中，而英宗获救。申佑死后，皇帝赐谥为“忠节申公”。田秋后来也专门为申佑撰写《侍御申公佑传》，并在其中云：“噫！以公之前事观之，则仗节死义之忠，固有素抱，不待取决于土本矣。夫岂猿鹤沙虫同时俱化者比哉！”

（4）在学习态度上，主张读书不应为了名利，而重在修身、振德、涵养气质和“抚世酬物”

田秋在其《西麓训子》中云：“读书，不止于应举，取科第。内则以之涵养气质，薰陶得性，外则资之，以抚世酬物。若修身慎行，不辱先人，虽不能大有成名，亦为贤子。”在其《思南府儒学记》中云：“他日继侯而守者，尚克盖砥砺而振德之。”可见，田秋认为，读书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考试和取得文凭，更重要的是为了修身养性，提高素质，用所学知识回报国家和社会。田秋一生积极请学、建学，忧国忧民，淡薄名利，廉洁奉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自己的学习看法和主张。据《广东布政使田公行状》曰：“举境内人才，疏公真谅之声，久著谏……忧国土。”“而化人以为盛德之报云”。田秋在晚年仍心系国家，积极修《思南府志》，并希望通过修志，能有益于国家治理。在其《思南府志·序》中云：“昔李吉甫作《元和郡县志》，谓‘执此可以善治’，兹录也，予固元言，窃有望也。秋也，才浅力薄，学疏识陋，况岁月既深，系心北上，于是录也。”

2、李渭的教育思想

李渭不仅是明代中晚期的一代名臣和著名理学家、易学家，而且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诗人。明神宗称赞他是“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明代贵州巡府郭子章称赞他是“理学三先生”，明代兵部尚书、江右王学大师耿定力称他是“好学君子。”明代思南郡人、都察院佥都御史萧重望在《李先生祠记》中道“贵筑之学，倡自龙场；思南之学，倡自先生。”李渭在教育上，不仅有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而且还积极倡学、建学和讲学。他是中国理学家中少有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儒者，也是王学传人中罕见的在批判中传承发展的理学家。此外，他还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融合儒学与易学并讲授儒学易学的教育家。他在儒学教育方面的著作和教材有《大儒治规》，在理学教育方面的著作和教材有《先行问答录》，在易学方面的著作和教材有《易问》，在文学教育方面有其写的大量诗赋。

尽管李渭的大部分著作已失传，但通过对李渭撰写的记述性文章和他人相关著述的研究，可以管窥其教育思想与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教育观和人才观上，重视教育，积极“倡学”、“建学”和“讲学”

萧重望在《李先生祠记》中云“道学之传自先生始也……贵筑之学，倡自龙场；思南之学，倡自先生。自先生出而黔人士始矍然悚然知俗学之为非矣！”意思是说：“传道始于李渭先生。贵阳的教学，倡导于龙场（今修文）悟道的王阳明；思南的教学，倡导于李渭先生。”李渭告老回乡后，致力于在家乡思南和黔东地区倡导教学，兴建书院，并亲自讲学达20年。李渭先生在思南讲学于“为仁堂（为仁书院）”、“普济亭（中和书院）、”“川上学舍”等，又在“点易洞”讲《易》，“远近问学者以千计”。“嘉靖以来，儒教大兴，郡人李渭倡理学，重躬修，教孝弟，行四礼，返朴还淳，士骎骎慕孔孟，排释老，习俗一归于正。”李渭《重修学记》云：“吾郡邑士彦迩共渭，明孔学于川上学舍，躬庸德之行，笃信底理，彬彬然近仁。”受李渭先生在思南倡学、讲学的影响，临近地区的教学也随之兴盛起来，比如印江县也建有“依仁书院”。对此，以思南为核心的黔东地区一时成为王学在贵州传播的又一中心。

（2）在教学内容上，提倡正学、儒学，排斥佛学、道学

李渭生活的时代，虽然佛学、道学也比较昌盛，理学、心学也发展较快，但他十分重视儒学的正统教育。这主要从两个方面可以证明：一方面，李渭的著述主要以儒学为主，比如《大儒治规》、《大学》、《中庸》、《易问》等。另一方面，李渭的倡学、建学和讲学也主要是儒学。“嘉靖以来，儒教大兴，郡人李渭倡理学，重躬修，教孝弟，行四礼，返朴还淳，士骎骎慕孔孟，排释老，习俗一归于正。” 李渭《重修学记》云：“吾郡邑士彦迩共渭，明孔学于川上学舍。”     。有学者认为“李渭是王阳明在贵州的三大再传弟子之一。”、“李渭之学是心学。”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李渭虽然生活在王阳明心学思想发展时期，也受了许多王学弟子思想的影响，但他始终坚持的是正统儒学，这可以从他的求问、著述，以及倡学、建学和讲学实践中看出。李渭小时候在其所居小楼上接受庭训时反问“何为本心？”、“本心是什么？”，足以说明他对“本心”这一虚妄东西的疑问。直到后来，李渭始终在“躬行”中，在其著述与讲学中也从未涉及“心学”二字。对此，贵州省社科院原院长蒋南华先生与笔者有相同看法，他认为：“不能给李渭先贴上王门的标签。李渭上承孔孟，中承司马，下承程朱，是中华儒学一脉相承在思南的杰出代表。”由是，笔者认为，李渭之学是儒学，准确地讲是儒学基础上的“行学”。

（3）在教学重点上，强调“学仁”、“为仁”

李渭不仅崇尚、提倡儒学正学，而且强调教学内容应以儒学为主。同时，更强调学习孔子之学，重点要学习“仁”，正如他在其《重修学记》中曰：“孔子学，学仁也。”李渭对孔子之“仁”有其自己的独到见解，并希望自己的见解能在教学实践中得到落实。李渭认为孔子之“仁”不是简单的“仁爱”、“仁德”，而是一种胸怀天下、大公无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利益社会之“仁”。不是形式上的仁爱之礼，而是内容上的“仁爱”；不是口头上、表面上的“仁”，而是行动上、实质上的“仁”；不是谋求私利之“仁”，而是“生人人”、使人类社会生生不息之“仁”。

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李渭的《重修学记》中一一管窥。在这篇学记中，记录了李渭与思南府知府田育庵等贤达在“玄岳观”中论孔子之学的情景。论学中，田知府认为“孔子倡导的学说，不过是学习仁爱之礼而已。”同时，在场人员也是按长幼顺序排坐，答问也遵循长幼顺序，讲究礼节。李渭看到这些便说：“即此，‘仁’何以加诸？”意思是说，就这些表面上的礼节，凭什么就说是“仁”？可见，李渭之“仁”，不是表面上的仁爱之礼。接下来，李渭以孔子带着学生不畏艰辛到处传道为例，阐述了“仁”是一种崇高的思想和“怀抱古今天下”的精神，更是一种实践，一种可贵的行动，他说：“孔子四方千古之心与。盖载大德，并之无二已。”同时，他还指出了当时学校教育中存在的“追名逐利，看重外表，重书本轻实践，言行不一”等学风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将带来的社会危害。可见，李渭之“仁”是一种“胸怀天下、大公无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利益社会”之“仁”。

（4）在教学学风上，重视“躬行”、实践，反对“虚浮”、“虚妄”之风

关于这点，李渭不仅在其著述、讲学中阐述了他的学风思想，而且还以其实际行动诠释了他的学风思想。首先，我们从著述中来管窥李渭的学风思想。在其《重修学记》中，他说：“今委蛇胶序间，读孔子遗书，展袠逐墨，拜心而赴时。父师见其诵读勤劬，不少悖谬，师可之，父兄以至朋戚皆称可，不以为非，彼亦怡然自许也……果为仁，即日展袠，日逐墨，日日学孔，也否。”意思是说：今天曲曲折折表现在学校教育中的所谓“仁”，读的是孔子遗留下来的书，但学会的只是简单的看书写字；崇拜的是“仁”，但行为却是追赶时尚、附合世俗（追逐私利）。父辈和老师只见他们读书勤奋，而对他们的谬误却给予默许、不加指正，兄长和亲戚、朋友都赞同，不认为他们有什么不对，于是这些儿童也自我陶醉、自以为是……如果这样学“仁”，即使天天读书，天天写字，天天学孔学，也达不到目的。可见，李渭指出并批评了当时学校学生的不良学风，要求学生们改变表面读书、言行不一的学风，学习孔子胸怀天下、大公无私的精神，诚心诚意地领悟使人新生的“仁”学理论，并将之运用于实践。同时，李渭也指出当时学校教师的不良教风，要求教师们要认真履行自己“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对学生的错误不能放任，以免误人子弟，危害社会。

其次，我们从行动和实践角度来看李渭的教学学风。李渭不仅在学习上倡导良好的教学学风，而且还以其一生的讲学“躬行”践行了良好的教学学风。在家乡20年的讲学生涯中，他始终以一位笃实的儒者、一名“躬行者”，往返于“为仁堂”、“中和山普济亭”、“川上学舍”、“点易洞”等，将自己毕生学到的知识不断传授给学生。从者如流，开黔北学风，使黔北文人蔚起、人才辈出。培养出了一大批弟子。思南府知县姚夔在其《李同野先生讲堂》一诗中云：“同野先生志自通，升堂何处溯流风。”在《为仁堂即事》一诗中云：“长夏浓阴转绿槐，公余郭外讲筵开。野夫入室思恭敬，山鸟忘机任去来。舌底莲花寻旧种，眼前桃树喜新栽。相看麈尾尘消处，几度清风拂曲台。” 郡人符克闾在其《点易岩——怀大参同野先生》一诗中云：“同野古达人，点易丹霞谷。” 李梦松在其《登中和山怀同野先生》一诗中云：“独上中和思渺然，传经人去剩寒烟。名臣正学源流远，古刹残碑日月县。教孝不参仙佛语，当仁肯让圣贤肩。更寻手迹无多物，鸟语花香诗一联。”可见，李渭不仅在学风上重实践，而且在教风上更重实践。

（5）在学习态度上，强调“立志”、“勤思”、“勤学”

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章（江西人）在《李渭传》中记载，李渭小时候在其父“毋无敬”、“思无邪”的教育下，曾“自问曰‘如何是本心’”、“本心是如何”，这说明李渭从小就勤于思考。

李渭在学校读书时，由于学习勤奋，最终以良好的成绩中举，成为贵州开科考试以来首批“进士”。进入仕途后，李渭坚持边工作边学习，广泛拜谒、求教、论道于王学弟子和传人，比如蒋信、湛甘泉、耿定向、耿定理、耿定力、罗近溪等王门（王阳明）著名弟子。同时，与孙应鳌、马廷锡、邹元标等王门传人也保持着经常友好的往来和思想交流。通过与这些王门弟子和传人的论学、沟通和交流，使李渭的儒学、理学思想不断完善，为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架构提供了支持。对此，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章在其著作《黔记》之《乡贤传》中称李渭是贵州“理学三先生”之一。

李渭不仅勤于思考，勤于学习，而且在学习中立下志向，决心向圣贤学习，“必为圣人”。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章在其《李渭传》中云：“（李渭）入觐过麻城，从楚侗先生登天台，楚侗示八语：‘近道之资，载道之器，求道之志，见道之眼，体道之基，任道之力，宏道之量，达道之才。八者阙一不可’。对曰：‘渭于八者，独愧见道眼未醒耳’，锲‘必为圣人’四字，印而布之海内（《思南府·县志》第353页）”。思南府印江县知县杜昌堉在《印江尹公祠碑记》中也记载了这件事，其云：“李公，字湜之，号同野，思南人。……遂锲‘必为圣人’四字。”可见，李渭不仅勤于思考，勤于学习，而且在学习中还有一种远大的志向和精神。

李渭晚年在家乡倡学、讲学期间，在思南府城右面天马山麓的“朝阳洞”用毛笔题下了“不舍昼夜”（现存，但被菩萨像所遮）四字。当时李渭面对“朝阳洞”前的乌江，或许想起《论语·子罕》中的一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或许又想到“天马山”之“马”不分白天黑夜都是站立着，于是题下了此四字。但笔者认为，这不是李渭题字的根本原因，主要目的还是在于“励志”，在于激励学生们要勤于思考，勤奋学习。同时，笔者认为，李渭还应有自勉之意，勉励自己要“活到老，学到老”。

李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他“立志”、“勤思”、“勤学”的学习态度。江右王学大师耿定力（号楚侗）在为李渭题写的《墓志铭》中，称李渭为“好学君子”。

（6）在学习方法上，提倡“毋意”、“先行”，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

李渭在学习方法，提倡“毋意”、“先行”，反对为学习而学习，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主张先行，先实践，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增长知识。李渭的“毋意、先行”的学习方法，不仅可以从其《毋意篇》、《先行录》等著作看出，而且还可以从相关人物的论述中看出。比如：清朝思南府知县俞汝本在《王文成公生日祝田记》中道：“且李同野先生独非此邦人士乎？其学以毋意为主，其功以先行为归。” （《思南府志·县志》第410页）；思南知府在《仲夏为仁堂即事》中道：“巡皋晨爱出东冈，来坐先生旧讲堂。……西南正学原毋意，仰止何须在句头。”（《思南府志·县志》第438页）。

李渭主张以“毋意”作为求仁的方法。他认为“仁”是道的本体，它常青常明，不增不减，所以学者无需着力在生灭上下功夫，无需刻意安排，毋意为功即可。对此他著有《毋意篇》。他认为：“孔子毋意，孟子不学不虑，程子不著纤毫人力，皆是不安排。知无意脉路，即日夜千思万索，亦是无意；知无纤毫人力脉路，即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如此用力实无纤毫人力。学是学，此不学，虑是虑，此不虑，知得不学、不虑脉路，任人只管学、只管虑，都是不学、不虑。浮云人间作雨，天上常清常明，狂风江中作浪，流水不增不减，知得常清常明、不增不减者，可与言学矣。”（莫友芝：《参政李同野先生渭传》，《黔诗纪略》卷三）。李渭的“毋意”求仁方法，相似于王阳明、蒋信的“默坐澄心、体认天理”方法，相似于孔子的学易“玩索而有得”方法，也相似于“不立文字，教外勿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修”方法。这些方法均强调不刻意，顺其自然，才是通往“本体”的真途。比如：释迦牟尼佛偈曰：“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成法？”；牛头法融在曰：“无心恰恰用，用心恰恰无。今说无心处，不与有心殊。”；明·浮峰普恩偈曰：“返本还源便到家，亦无玄妙可称夸；湛然一片真如性，迷失皆因一念差。” 至此，可以明白，李渭从曾经自问“如何是本心”、“本心是如何”，到“毋意为功”，在心学思想上已发生质的飞越。王阳明“心学”主张“知行合一”、“格物致知”，而李渭主张“毋意为功”、“毋意致知”，反对一味地“用心”、“问心”，停留在主观上。李渭的“毋意”思想，得到了孙应鳌的高度称赞。孙应鳌在《晤李同野》一诗中道:“南云媚归辔，春日晓风遒。如闻一妙语，为破半生愁。”

李渭还主张在学习上“先行”。认为学孔为仁，贵在先行。如果知而不行，不是真知，先行其语，才是真行。他反对学习孔学一味地停留在书本上和口头上，强调行动，强调先行。这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既有共通处，也有不同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强调“先知后行、格行致知”，而李渭的“先行”论强调“行在知先、以行达知”，这在哲学上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对此，李渭专门著有《先行录》，虽已失传，但可以从邹元标的《先行录序》中窥探李渭的观点。邹元标在《先行录序》中道：“予昔与友谈学，友箴予曰：‘学岂在哓哓为哉？躬行足矣！’”，这说明李渭在学习方法上，重客观、行动，反对为学习而学习，一味地停留在书本上。

3、田秋、李渭教育思想比较

对比田秋、李渭的教育思想，可以发现，他们之间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相同点主要体现在：（1）有着共同的教育思想渊源。二人的教育思想均源于正统儒学；（2）均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田秋“请学”、“建学”，李渭“倡学”、“讲学”；（3）在教学内容上，二人均提倡学正统儒学；（4）在学习态度上，二人均主张淡薄名利，为国为民。

不同点主要体现在：（1）重视教育的角度与方式不同。田秋主要是从体制上重视教育，积极“请学”、“建学”。而李渭则主要从实施上重视教育，积极“倡学”、“讲学”；（2）在教学内容侧重点上不同。田秋侧重于儒学中的“孝”、“忠”、“德”，李渭侧重于儒学中的“仁”，倡导“学仁”、“为仁”；（3）在教学学风上，田秋对此无明显观点，而李渭提倡笃实、躬行，反对虚妄风气；（4）在学习态度上，田秋主张读书不仅仅在于考试，金榜题名，还在于涵养气质，薰陶得性，并借此立身、利国，李渭则主张要立志、躬行，要有“必为圣人”之志向，以及“不舍昼夜”之勤学精神；（5）在学习方法上，田秋无明显观点，而李渭主张“毋意为功”、“毋意致知”，提倡“先行”，先实践，在实践中汲取经验与知识。

（一）文学思想与比较

1、田秋的文学成就与思想

田秋不仅是位教育家、政治家，而且还是位诗人，至今流传于世的诗作约有10多首，这些诗作辑入了《嘉靖、道光、民国思南府县志》、《黔诗纪略》。田秋的诗作虽然不多，但其文学思想却较独特而丰富。明朝中前期，在文学领域盛行着一股复古思潮。以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等为领袖的“前后七子”，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口号，反对迂腐的八股文和缺乏生气的台阁体，后因采用模拟创作之法，加之相互标榜，而未达成。田秋生活在明代中期，却没有受这种思潮的影响，他在诗文创作上立足于叙事、咏史、怀古。

田秋毕生勤奋学习，勤政廉政，热心教育事业，秉持忠孝，忧国忧民，乐善好施。同时，他淡薄名利，志存高洁，余事为诗。据《广东布政使田公行状》记载，他“入官二十年，历奉不过九载……诗文自娱，琴鹤怡情……有刚直之度，范行乡里，取法时流，进固有裨于社稷。退亦有益于生灵。”田秋的诗有七律，也有五言，涉及的内容也较广泛，有山水纪游之作，也有怀古咏史之篇，还有抒写归隐情怀的作品，更多的是忧国忧民、尊师重教、崇文尚德的诗篇。

田秋忧国忧民，他在朝廷做“谏官”时，曾在《陈愚见以备遗策疏》中，建议皇帝在思南府加强提防，增加官员，安抚人民，整饬提备，以防因旱灾带来的兵变。他说“臣待罪言官，有此一得之愚谨以上，赐采纳施行，则天下幸甚，生民幸甚。”同时，他将自己“忧国忧民”的这种情怀写入了诗中，在其《万圣山》一诗中，他写道：

青崖斗绝竞崔嵬，曾为邦人捍大灾。

今日承平皆陇亩，千家东面看楼台。

据嘉靖《思南府志·山川》记载：“万胜（圣），在府治前一里，一名顿（屯）岭，四面斗绝。红巾之乱，郡人避兵其上，多得全活。”对此，田秋在诗中记忆了这段历史，并抒发了对乡民安全的忧虑和庆幸，以及对和平的热爱。

田秋作为一代教育家，在其诗中灌注了他对儒生的崇拜，以及对文化的重视，对教育的关心。在其《香炉滩》一诗中他写道：

滩心洲屿平如砥，齿齿白石清可扪。

唉乃沧浪歌儒子，凄凄芳草怨王孙。

香炉滩位于思南府城北面，在德江（今乌江）中。嘉靖《思南府志·滩》记载：“香炉，在府治北一里，滩有石如鼎，故名。《十景》云：‘香炉叠石‘。郡人安康诗云：‘香炉巨石倚滩头，独立江心白鹭洲。”田秋在这首诗中，以“唉乃沧浪歌儒子，凄凄芳草怨王孙”之千古绝句，充分地表达了他对儒学、儒子的崇拜，以及“淡薄名利”的情怀。在《赠推官欧泾》一诗中，田秋也表达了自己“淡薄名利”的隐士情怀，他写道：“仕路崎岖如峡险，先生归兴似饴甜。草野能言循吏政，庙堂谁惜小臣严。殷情别意河桥柳，荡漾扁舟楚岸帘。旧隐于今真不负，龙西光采看重添。”此外，田秋还敬仰文化人，在《赠教授缪白》一诗中，他写道：“伊召相期共匹休，别情何事苦绸缪？及人利泽环中满，华国文章海内流。剑气棱棱霜月淡，豪风猎猎晓岚收；班生自此登仙路，呜向朝阳出自幽。”在诗中，田秋抒发了对教授（府掌训导考核学生）缪白文才的赞颂之情。

田秋的诗赋不仅表达了一种“忧国忧民”、“尊师重教”的情怀，而且还表达了一种“道德”情怀。在《吊节妇石氏》一诗中，他写道：

盛年夫丧洗红妆，白首同归志愿偿；

双壁不殊龙剑合，贞松羞共野桃芳；

儒家诗礼应无忝，宦族绮纨谁与香；

采史今朝旌礼下，若堂封畔吐虹光。

田秋在这首诗中不仅描述了一个年轻妇女盛年丧夫的悲凉故事，而且还抒发了自己崇文尚德的情怀。

2、 李渭的文学成就与思想

李渭不仅是明代的理学家、易学家，而且与田秋一样，也是一位诗人。《黔诗纪略》辑录了他10首诗，《思南府志》也辑录了他的部分诗赋。另外，相关史料还辑录了与李渭有关的10多首诗赋。

在李渭的诗赋中，有五言，也有七律。他的诗主要是咏怀诗、咏物诗，并借此写景抒情，咏物言志。同时，作为一代易学家，李渭的诗除了具备一般诗赋韵味外，还别有一种易学韵味。在内容上，李渭之诗也较广泛，有山水田园之作，也有咏怀言志之篇。其诗的主题思想涉及览胜求贤、立志励志、倡导教育、求学勤学、崇文尚德、抱朴守拙、天人合一等内涵。

李渭作为“好学君子”（耿定力语），毕生致力于到处求贤、求教，他在《嵇公泉》一诗中写道：

吾与二三子，览胜求前贤。

嵇公昔垂钓，传闻于此泉。

披云寻往事，流水不知年。

山空琴欲冷，树古鹤来眠。

嵇公泉，位于思南府城南，嵇公山下，德江（今乌江）西岸。《思南府续志》记载：“嵇公山，城南十里，昔有嵇道人庐其上，仙去因名。”李渭在这首诗中不仅表达了他的求贤之情，而且还表达了他独特的审美观和审美情趣。尤其是“山空琴欲冷，树古鹤来眠”这一千古绝句，更是给人一种洞达人性的空灵、寂然、高洁之美。

李渭曾在与耿定力的论道中，立下了“必为圣人”之远大志向。同样，在李渭的诗赋中，也可以对此管窥。在《桐崖鸣凤》一诗中，他写道：

碧桐琴瑟材，离离立高岗。

上栖凤鸟雏，有道仪朝阳。

不入虞人罗，所谋非稻梁。

提扶不易闻，一鸣兴圣王。

在这首诗中，李渭借喻凤凰，表达了一种“超凡脱俗”、“志存高远”的思想和志向。诗人不仅给人们带来了一种美好的文学审美体验，而且使人们深深地感受到了一种“精、气、神”，获得一种精神，一种动力，一种力量，激励人们立志学习，奋发向上。

李渭注重正统教育，倡导儒学，强调“为仁”，他把自己的这一思想也灌注到了其诗赋中。在其《圣岭春耕》一诗中，他写道：

岩阿黄虞民，独志唯田园。

日出复日入，不知城市喧。

去草培嘉禾，两者不并存。

汲隧甘自拙，抱膝听禽言。

在这首诗中，李渭借描写万圣山下农民在田园中除草的情景，抒发了自己以正学培养人才的思想，表达了自己“去草培嘉禾”的人才观。在《三台丛桂》一诗中，李渭又写道：“三台何蜿蜒，上有丛桂芳。植彼月窟中，移来山之阳。本仁以种之，灌溉元穆浆。寄语天台人，天根毋目伤。”诗中“本仁以种之，灌溉元穆浆。”之句，表达了李渭“为仁”、“以仁为本”的思想。“寄语天台人，天根毋目伤。”之句，表达了李渭视仁为“天根”、“人性在仁”的情怀。此外，还可以从相关诗人的诗中管窥李渭的这一思想和情怀。如：思南府知县姚夔在其《李同野先生讲堂》一诗中云：“剩有为仁双墨迹，得垂遗训两言中。”经历何之润在其《为仁堂即事》中云：“讲学一堂开北麓，为仁二字似西铭。” 李梦松在其《登中和山怀同野先生》中云：“名臣正学源流远，古刹残碑日月县。”

3、 田秋、李渭的文学思想比较

从田秋、李渭各自的诗赋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文学思想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相同点主要体现在：（1）在爱好上，二人均好诗赋，主张以诗“言志”、“体情”；（2）在诗体上，二人的诗体内容均属抒情诗，诗体形式均为中国传统诗之格律诗（五言、七律）；（3）在诗风上，二人均反对形式主义、摹仿主义和主观主义，主张情志并举、任法自然、率性而真的诗风。二人虽然生活在明代中、晚期，但未受当时“台阁派”内容空洞、千篇一律的形式主义，“复古派”的摹仿主义，以及王阳明心学主观主义的束缚，而是主张不拘格套、情志并举、任法自然、率性而真的诗风；（4）在诗文的“志”与“情”上，二人均主张既要“言志”，又要“缘情”，主张“教化”与“抒情”结合，情物交融，文质并举同时，在教化内容上强调“正学”，倡导正统儒学和正统教育；（5）在诗文的“才”与“情”上，二人均主张“才情兼备”、相互依存。既注重诗的外在形态，又注重诗的思想内容；（6）在诗文的“法”与“真”上，二人均主张可“法式古人”，但不可拘于法，应注重自然，注重本质真实、艺术真实和“至真”；（7）在诗的“色泽”与“风骨”上，二人均重“风骨”轻“色泽”。如田秋的“唉乃沧浪歌儒子，凄凄芳草怨王孙。”（《香炉滩》），洋溢着一种儒者的“风骨”；李渭的“山空琴欲冷，树古鹤来眠。”（《嵇公泉》），洋溢着一种长者的“风骨”；（8）在诗文的境界上，二人均主张“淡泊”。如田秋的“殷情别意河桥柳，荡漾扁舟楚岸帘。”（《赠推官欧泾》），洋溢着一种归隐的淡泊情怀；李渭的“一鹤自丁零，千峰散虚白。”（《真源洞月》），彰显了一种空灵、淡泊的情怀。

不同点主要体现在：（1）诗体内容侧重点不同。田秋之诗主要是咏史诗、怀古诗，而李渭之诗主要是咏怀诗、咏物诗，写景抒情，咏物言志；（2）从山水诗角度来分析，田秋之诗侧重于山水田园的风景，而李渭之诗侧重于山水田园风景背后的宇宙本体、人性本体的深度思考；（3）田秋之诗侧重于歌颂儒学之“忠孝”，李渭之诗侧重于倡导儒学之“仁”；（4）在意境上，田秋之诗显得较直白，而李渭之诗显得深邃、空灵。由于李渭不仅是一位儒者，而且还是一位易学者，因而其诗更具有一种独特的易学韵味。

（六）易学思想与比较

    1、田秋的易学思想

《易经》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渊源，素来称为“六经之原”（《汉书·艺文志》），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无不汲取易经的思想，比如：老子、孔子、朱熹、王阳明等。田秋虽算不上是易学家，但却是一位易学认同者、爱好者和应用者。首先，田秋是一名易学爱好者、学习者，并以易经中举。据《广东布政使田公行状》记载：“公田氏，讳秋，字汝力，号西麓……十七正德庚午（五年1510）科以易中云贵乡式……虽筮仕而才，猷老练，每事如就，路轻车当道荐剡交上。” 这说明田秋从小就热爱易学，并以优异的易学成绩中举。

田秋不仅是一位易学爱好者、学习者，也是一名主张易学应用者。田秋在《思南府儒学记》中云：“议既克协，乃卜吉于神，度材于所，潺工于国，布日于民，民乃太和会绳，绳子来，罔或告劳，启蜇八日而戒，事盖龙见而就绪焉。”这里记述了在修建“思南府儒学”时，运用了易经占卜、择日（龙见）等术数，同时也表明了田秋对易学运用的主张。

综上，田秋不仅热爱易学、学习易学、倡导易学，而且更重视易学的实践与运用。

2、李渭的易学思想

相比于田秋来说，李渭对易学更情有独钟，更有建树。李渭一生不仅好易、学易、研究易，而且还致力于讲授易。李渭从小就热爱易学，并以易中举。《思南府·县志》（第439页）云：“李渭，水德江人，嘉靖十三年（1534）以《易》中式。”李渭当年科考，以五经中的易经中举，这不仅证明了易学是李渭思想启蒙的基础，也证明了易学是李渭的学科偏好和特长。

长大后，李渭更是“嗜易”成癖，甚至达到了“忘言”的境界。清代郡人符克闾在《点易岩－怀大参同野先生》一诗中云：“兹岩实幽峭，昔贤存遗迹。河洛泄元机，羲文衍道脉。怀人千载前，嗜古久成癖。剥复参阴阳，乾坤究翕辟。昭然与目谋，灿若从心适。石镜照韦编，兀坐云生席。得意几忘言，深山常蓦蓦。同野古达人，点易丹霞谷。河洛阐图书，苍茫满心目。念兹翕辟门，俱是乾坤屋。象爻幽且深，观玩往而复。寄语此山灵，我将歌伐木。览胜求前贤，嗜古深山曲。邈矣结天根，悠然探月窟。不知太极前，谁剖九与六。羲文虽已远，河洛宛如掬。安得会心人，传声在深谷。”（《思南府志》第454页）。该诗描述了李渭在点易岩的“点易洞”中悟易、研易的情景，也展示了他“嗜易”成癖，学易“忘言”的情形。

郡人肖嗣昌亦在《为仁堂即事》一诗中云：“朋来旧迹又重辉，熊轼翩翩下讲帷。楹树朱程留太极，庭悬周孔见几希。不徒作赋争分帜，每与传经欲解衣。今日追陪函丈在，肯教明月让虚归。” （《思南府·县志》440页）。可见，当年李渭在“为仁堂”讲学时，不仅讲周孔的儒学、朱程的理学，而且还讲太极八卦与易经。

李渭在易学方面的著作有《易问》，可惜已失传。李渭在《易问》中究竟要问什么？其易学观点和思想究竟有哪些？虽然《易问》已失传，但可以根据李渭的儒学、诗赋和关联文献进行管窥。综合研究相关文献，笔者认为李渭的《易问》主要涉及《易经》之乾、坤、剥、复、无妄、履、节等卦，其易学思想也与其密切相关。

（1）“毋意论”的易学“阴阳”本体观

《易经》以阴阳为世界的本体，李渭的“毋意论”及其易学实践，反映了这一本体观。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章在其《李渭传》中云：“李渭，字湜之，思南府人。公生有异质，十五病肺，屏居小楼。溽暑，散发箕踞。父中宪公富，以‘毋不敬’饬之，即奉而书诸牖，目在以资检束。第觉妄念丛起，中宪又以‘思无邪’饬之，又奉而书诸牖。久之，妄念渐除，恍惚似有得。及正楼与朋友笑谈楼上光景已失，于是专求本心。未与人接，自问曰：‘如何是本心’。既与人接，又自问曰：‘本心是如何’……癸卯（1543）蒋公信视学贵州，公谒之。因陈楼上楼下光景。蒋公曰：‘楼上是假，楼下与朋友谈笑却真’。” （《思南府·县志》第353页）。从此记载可以看出，李渭15岁（1529）时，思想活跃，其时正值王阳民心学兴盛之时，受此影响，他对“本心”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专求本心”，自问“如何是本心”、“本心是什么”。后来，经过将信的点拨，他才从想若非非中回到了现实，从“主观”转到了“客观”，从“楼上”回到了“楼下”，接到了“地气”，这为他认识世界本体奠定了基础。

在后来的实践中，李渭通过不断学习，不断求教，不断讲学，不断参悟，逐步认识到了世界的本体是客观的、物质的，是阴、阳两种基本客观元素，而非主观想像。清代郡人符克闾在《点易岩－怀大参同野先生》一诗中说他“剥复参阴阳，乾坤究翕辟。昭然与目谋，灿若从心适。”通过参悟易经阴阳、乾坤之道，认识到了世界的本体，明白了宇宙的本质。李渭本人也说“浮云人间作雨，天上常青常明。狂风江中作浪，江水不增不减。”明兵部侍郎耿定力在《李同野先生墓志铭》中云：“公之学，自却妄念以至谨，一介取予去拘，士岂远哉！道林先生破其拘挛，余伯兄谓之有耻，仲兄直本心，近溪先生喝其起灭，卒契毋意之宗。”。（《思南府志·县志》第373页）。可见，李渭经过庭训、师训、自悟等过程，从“楼上”走到“楼下”；从最初的“专求本心”到“剥复参阴阳”；从最初的“妄念丛起”到“自却妄念”，再到“毋意”，其易学本体论思想才得以形成。

此外，李渭的“毋意”观契合了《周易·无妄》之内涵。“无妄”即没有“妄念”，强调不妄为，不虚伪谬乱，不刻意安排，讲究真实，顺其自然。李渭的“毋意”观，体现了李渭从原先的以“心”为本体，转向以“阴阳”为本体的主、客观变化过程。

（2）“中和”、“为仁”的易学“三才”观

易经八卦由三划（爻）组成，上爻代表“天”，下爻代表“地”，中爻代表“人”。“天、地、人”，易经称为“三才”，分别代表天道、地道和人道。易经认为，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之道在于“成万物”。具体地说，天道曰阴阳，地道曰柔刚，人道曰仁义。李渭的“中和”、“为仁”体现了易学之“三才”观。

李渭不仅是著名的理学家、易学家，还善书法，在思南多处留下了摩岩石刻，如点易洞的“点易洞”及“云深外”、朝阳洞的“不舍昼夜”、万圣山的“卧云眠月”、中和山的“中和”等。郡人郭石渠在《中和山记》中道：“中和山者，思城之主顶而阁郡人物之所由发祥者也。诗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斯山有焉。……同野李公渭镌‘中和‘二字于石上，而斯山之名于是乎千古维昭焉。”（《思南府·县志》第399页）

李渭之所以在思南中和山上石刻“中和”二字，笔者认为，不仅仅是因为中和山地理位置居中，更主要的是要表达他的易学思想。儒家思想注重“中庸”、“和谐”，李渭作为一名儒者，无疑注重这一思想。同时，易经三爻注重中爻（人爻），李渭作为一名易学者，也无疑看重这点。这可以从李渭的《中和山》一诗得到证明。在这首诗中，他写道：“霜洲木落意踟蹰，兰纫秋风满客裙。共道吴门如白练，可能赤水拾元珠。袖中明月人何似，曲里青山调自殊。寒署空悲双鬓去，乾坤还借一身扶。” （《思南府·县志》429－430页）。李渭在秋风中登中和山，深深地感悟到易道变化，万物无常，人身如同袖中明月，想留是留不住的，悲叹光阴易逝是徒劳的，保重好身体才最重要。在“乾坤还借一身扶”一句中，关键词是“乾”、“坤”、“身”，乾为天，坤为地，身为人，天、地、人三才具备。李渭在这里要重点表达的是人与天地和谐的思想，即“中和”思想。正如易经所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乾道在于变化，万物无常，人们各自要调整好性与命，将“性”与“命”中和起来，使其正位，心身平静，达到祥和，持盈保泰。

李渭曾在思南府城北建“为仁堂”，并在堂中书有“为仁”二字。姚夔在《李同野先生讲堂》一诗中云：“同野先进志自通，升堂何处溯流风。高天依旧来云影，尺地于今结梵宫。剩有为仁双墨迹，得垂遗训两言中。徘徊落尽西方日，楼外青山兴无穷”（《思南府·县志》439页）。李渭之所以书写“为仁”二字，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想表达一种儒学思想。儒学主张“仁、义、礼、智、信”，李渭认为儒学主要是“仁学”，“仁”就是“德”，即“仁德”，主张“学贵在于进德”，学习应以道德为根本。另一方面，也想表达一种易学思想。《周易·坤·大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为地，为德，这正是“仁德”之义我。

综上，李渭的“中和”、“为仁”，体现了易经之“三才”思想，主张天地人和谐，强调天地之间的人们，要效法“乾健”、“坤德”精神，以厚实的德行去承载努力的成果。

（3）“先行论”的易学方法论

李渭主张“先行”、“行在知先”，强调以“行”为先，先行践履，笃实践行。李渭著有《先行录》一书，虽失传，但可以从李渭的《世侯安绍南荣受封典序》中管窥，其序曰：“履官初即锐意便民”（《思南府·县志》第374页）。另外，邹元标在《先行录序》中也写道：“予昔与友谈学，友箴予曰：‘学岂在哓哓为哉？躬行足矣！’”。李渭对邹元标说：学习岂能争辩不休，躬行就够了。邹元标最初对李渭的“先行”观是有异议的，他说“未与子躬行为是”、“学之不讲，徒日躬行”，并以“到燕地去”为例，说明必须先了解道路情况，才能够顺利到达燕地。对此，李渭反驳到：应“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即先实践自己的话再去推广，当一个人在了解燕地道路情况时，其实他已经在践行其言了。李渭还说“先行其言”是孔子在教育子贡时说的话。通过与李渭的不断论学，邹元标最终接受了“先行”观点，并表示“今以先生躬行为正，盖各有攸当未可以膜说为也。”（《黔诗纪略》卷三）。李渭的“先行论”，不仅来源于儒学，而且也来源于易学。《周易·坤》强调脚踏实地，《周易·履》强调践行、践履。再好的想法和思想，如果不去践行，也只能是“纸上谈兵”。笔者认为，李渭作为一名易学“成癖”者，其“先行”思想不可能不受易学思想的影响。

李渭的“先行”易学方法论，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比较，观点是不一致的，主要表现在主观与客观、知与行的位次上。王阳明主张“心为体”、“先知后行”、“知行合一”，李渭则主张“行为体”、“先行后知”、“行知合一”。由是，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给李渭之学扣上“王学”的帽子，他们之间有联系，也有区别。李渭继承与倡导的是孔孟的正统儒学，而非王阳明的心学。由是，李渭之易学，应是一种独特的易学中的儒易学，易学中的行易学。

3、田秋、李渭的易学思想比较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田秋、李渭的易学思想，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相同点：（1）二人均好学、学易，并以易学中举；（2）二人均将易学与儒学融合起来，并注重易学的运用。

不同点：（1）田秋好易，而李渭“嗜易”；（2）田秋是学易，而李渭是研易；（3）田秋不在学堂讲授易，而李渭在学堂讲授易；（4）田秋无易学著作，而李渭有《易问》著作。

田秋、李渭思想比较表

（二）田秋、李渭思想的影响与当代价值

1、田秋、李渭思想的影响

田秋、李渭的思想在贵州和思南历史上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突出反映在文化教育上，而且还广泛反映在哲学、伦理、政治、易学、文学和经济等诸方面。

田秋的请学、建学，开创了贵州文化教育。田秋的请学、建学，从根本上解决了贵州建省以来150余年未开科的问题，解决了贵州州县教育全覆盖问题。贵州自1535年单独开科后，参加乡试的人数得以大大增加，给读书人创造成更多的进入政治舞台的机会。同时，录取的举人名额也得到了增加，从第一次的25名增加到后来的40名。从贵州建省至明末，全省中举者达1738名，开科后中进士者成倍增加，使更多的人能走出贵州，在全国发挥影响，进而促进了贵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对此，《贵州名贤传·田秋传》云：“从此，贵州人才四起，直追中原。若论起扶持贵州文化的功劳来，真要推田秋做首功呢！”。

李渭的倡学、讲学，助推了贵州文化教育。继田秋从制度上解决了贵州文化教育开科、建校问题后，同乡的李渭着力从实践、实施、行动层面大力倡学、讲学。他以论道、讲学、题字等多种形式倡导自己的教育思想，并鼓励学生们“不舍昼夜”，勤奋学习。李渭晚年20年的躬行讲学，不仅在黔东北开了一方学风，而且还聚集了省内外一批学子，从者如流，远近问学者以千记，培养出了著名的弟子群体：李渭三子（李廷谦、李廷言、李廷鼎）、思南三贤（罗国贤、罗廷贤、罗明贤）、冉宗孔、胡学礼、萧重望、田惟安、熊时宪、安岱、李宗尧、赖嘉谟（江西人）、徐云（江西人）等。其中，李渭三子继承父业，著书立说，传教一方；江西万安人赖嘉谟，首以为师，大有德而去，考中进士，官四川左参政；江西徐云从学，终生不忍离去。

至为重要的是，李渭的倡学、讲学，培育一方的“向学”、“好学”、“勤学”的风气，促进了为仁书院、斗魁书院、依仁书院等一大批书院的兴起。明清时期，李渭所在的家乡纷纷成立书院、开设乡贤祠，并以宣传、祀奉李渭等乡贤来“彪炳文章，发为事业”。据思南府印江知县在《龙津书院碑记》记载：“而吾书院成，以其年人事异旧，天道更新，必有绍（继）同野（李渭，笔者注），步萧、田炳映奎文，绵延不绝”（《思南府·县志》第401页）；思南府印江县知县梁钟英在《重修印江学大成殿碑记》中道：“思南为黔中要郡，山川灵淑，钟毓英贤。自明以来，如申侍御之忠烈，肖都谏之敢言，田西麓之请建学校，李同野之必为圣人，夐(远，地方)乎尚矣。”（《思南府·县志》第403页）；知县梁钟英在《依仁书院记》中道：“嘉庆七年（1802），摄县事张公锡谷修之，名以‘近奎’，……先更‘近奎’之名曰‘依仁’……顾名思义。追黄成宪而上，逮李同野（李渭，笔者注）、田西麓诸贤彪炳文章，发为事业，科名鼎立，鹊起蝉联。”吴瑞征在《为仁书院记》中道：“为仁书院，前明李大参（李渭，笔者注）讲学处也……‘人之不可一日不仁，仁之不可一日不为，凡读书者，类能言之，而行或不逮。’”（《思南府·县志》第409页）。对此，明代思南郡人、都察院佥都御史萧重望在《李先生祠记》中道“贵筑之学，倡自龙场；思南之学，倡自先生。自先生出，而黔人士始矍然，悚然知俗学之为非矣。”（《思南府志·县志》第365页）；思南府安化知县姚夔在《讲学堂记》中道：“思唐虽僻处，从前李同野、田西麓诸先生，丕振文风，昌明理学，迄今为黔之最。予心慕之，窃欲奋起，曩微扶进来学。” （《思南府志·县志》第366页）；康熙三十二年（1693）署思南府知府刘谦吉在《康熙思南府志序》中道：“‘必为圣人’倡学西南者，彼何人也，今何以不大参若也” （《思南府志·县志》第386页）；经历何之润在《讲学堂成恭赋以奉函丈》一诗中道：“太守新成讲学堂，江城何幸遍青阳。圣山崒巍迎阶前，德江瀠洄绕座凉。俯仰鸢鱼纯性理，栽培桃李尽文章。道宗同野先生后，重染中和翰墨香。”（《思南府志·县志》第440-441页）。”

此外，在田秋、李渭思想的影响下，思南县一直延续了二贤的“文脉”，发扬二贤的精神，至今学风淳朴，士子尚学，人才辈出，成为全省乃至全国著名的“文化大县”。

2、田秋、李渭思想的当代价值

田秋、李渭思想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人文精神价值。人文精神沉淀着厚实的历史和文化，它反映一个群体的精神追求和精神风貌，对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当前，全国上下均十分重视人文精神的提炼与倡导，贵州省将“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作为全省的人文精神，并于2017年1月出版了《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贵州人文精神读本》，精选提炼出了35个人物的人文精神。然而，遗憾的是缺少田秋、李渭的人文精神。

田秋、李渭均有自己丰富而独特的人文精神。田秋的人文精神概括地说是：爱国爱民，心系教育，勤政廉政。李渭的人文精神概括地说是：好学重学，仁义和谐，行知合一。二人的人文精神不仅是思南、铜仁、贵州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也是当代中国宝贵的精神财富。特别是在当下信仰、精神、道德缺失的形势下，更具有十分重要的当代价值。

（2）文化教育价值。田秋、李渭思想的当代文化教育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励志教育价值。李渭的“必为圣人”、“不舍昼夜”、“好学君子”、“躬行君子”等体现了学习的远大理想和抱负，学习借鉴之，有益于提振“精、气、神”，有益于“励志”；二是学习方法、学风教育价值。李渭的“毋意”、“先行”，契合了实践论，对于当代教学方法与学风不无启示；三是道德教育价值。田秋的忠孝，李渭的为仁、中和，均具有重要的道德教育价值，对当下之“道德讲堂”大有益处；四是廉政教育价值。田秋的“居官持廉皆深刻”、“居官虽二十年，历俸未及九”、“居官且不当利权”、“不持一物”等，李渭的“三蛇梦”、“一介不取”、“洁比河东学会稽”等均是很好的廉政教育案例；五是传统文化教育价值。田秋、李渭的儒学、易学思想，蕴藏着厚实的传统文化思想，对当前促进“四个自信”，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文化旅游和申遗价值。涉及田秋、李渭思想的相关载体，无论是实物载体还是非实物载体，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教育、文化旅游和申遗资源。这些资源不仅包括涉及二人的遗址、典籍、题字，而且还包括涉及二人的思南古城、万圣山、中和山、中和石刻、中和书院、为仁堂、点易洞、真源洞等等。应保护好这些资源，可将这些资源进行整合后申遗，也可将这些资源的所在地，建设为“传统文化教育基地”、“人文精神教育基地”、“励志教育基地”、“道德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等，以有益于地方教育事业、文化旅游、申遗和经济社会发展。

四、结论与研究展望

通过前面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田秋、李渭有着共同的思想渊源，其思想均源于正统（传统）儒学，而非理学与心学；2、田秋、李渭均有丰富而独特的思想，这些思想广泛体现在哲学、儒学、政治、教育、易学、文学等六个方面。3、田秋、李渭的思想既有共通性，也有差异性。4、田秋、李渭的思想带来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人文精神价值、文化教育价值、文化旅游价值等三个方面。5、田秋、李渭均主张和倡导正统（传统）儒学，受理学、心学影响很小；6、田秋、李渭都重视教育，田秋侧重于制度，李渭侧重于实践；7、田秋不仅是一位教育家，一位儒者，一位孝子，更是一位爱国者。田秋之功重在教育，田秋思想贵在“忠孝”；8、李渭并非王学再传弟子，李渭发展了王门心学；9、李渭之学并非心学，而是儒学、理学和行学。李渭之学贵在“行学”；10、田秋人文精神贵在“爱国爱民，心系教育，勤政廉政”。李渭人文精神贵在“好学重学，仁义和谐，行知合一”；11、思南是“西南剧郡”、“思想南国”。

田秋、李渭大量著述的失传，就当前学术研究而言，虽然带来了一定难度，但同时也给未来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研究空间。鉴于此，本文权且作为后续研究的一块“垫脚石”，希望能为后续研究带来益处。

参考文献：

[1].明嘉靖《思南府志》，1962年1月，上海古籍书店据宁波天一阁藏本景印。

[2].清道光《思南府续志》，清道光二十年思南知府夏修恕等主修，四川省图书馆藏刻本。

[3].嘉靖、道光、明国《思南府·县志》，1991年4月第一版，思南县志编纂办公室编，铜仁地区人民印刷厂印装；《铜仁府志》、《松桃厅志》

[4].《贵州通志·前事志》，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点校，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5].《贵州通志·人物志》，冯楠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

[6].《贵州省志·教育志》，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7].《黔诗纪略》，辛亥冬月筱石氏刊于京师。

[8]、郭子章《黔记》、田雯《黔书》

[9].黎斌，《梵净山区域明清时期的易学研究》、《李渭的理学与易学思想研究》。

[10]蒋南华，黎斌，《梵净武陵中华文明之源初探》，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

[11]蒋南华，黎斌，《中华古历与推算举要》，上海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第1版

[12]蒋南华，黎斌，《中华人文稽考》，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第1版

[13].汪育江， 《思南与乌江文化》（贵州省思南乌江博物馆编）；《田秋文史辑》（贵州省思南县文物局编）。

 2017年8月8日收文并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