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李渭，孙应鳌，陈法分别是贵州明代

以来思南，凯里，平坝鼎立的易学家，其易

学造诣殊深。黎斌同志率先从易学专业角度

研究李渭易学，十分难能可贵。李渭易学是

黔门易最可宝贵的宝贵遗产之一。值得贵州

省易经研究会认真地深入探讨研究，为贵州

易经梦，贵州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努力。

李渭的“理学与易学”思想研究

作者：黎  斌

摘要:李渭不仅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也是明代著名的易学家。过去学术界对李渭的研究很少，特别是对其易学思想的研究更少，主要原因是李渭的大量著作已经失传，人们难以管窥其理学、易学观点。尤其是在易学方面，由于李渭唯一的著作《易问》失传，更是无法管窥其易学思想，加之研究者很少是易学专业研究者，因而难以对李渭的易学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尝试从易学专业角度，以易学的思维和理论，采取文献法、旁证法、关联研究法、直接与间接结合法、田野调查法等综合研究方法，从李渭的理学思想和诗文、碑记、庙记、府学记、迁学记等相关文献，以及李渭师友、弟子、追随者的相关文献视角，对李渭的理学与易学思想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李渭的“理学”并非完全继承王阳明的“心学”，而是有自己独特见解的“心学”，准确地讲应该是“行学”；2、李渭之理学实际上是理学与易学相融合的“理易学”，李渭不仅是一位大理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大易学家，在易学上的造诣不亚于理学；3、李渭的易学思想与易经“乾、坤、履、无妄、节”五个卦密切相关，主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先行践履、不生妄念、节制廉洁等；4、挖掘、传承、弘扬李渭的理学与易学思想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和当下价值。

关键词：李渭，理学，易学，研究

关于李渭的研究，过去学术界研究较少，特别是对其易学思想的研究更少，更谈不上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主要原因是因为李渭的大多数理学、易学著作已经失传，人们无法直观地窥其理学、易学观点和思想。尤其是在易学方面，李渭唯一的著作《易问》也在历史上失传。对此，以往对李渭的研究大多是在关于王阳明、孙应鳌、邹元标、郭子章、莫有之等大儒的研究中附带出现，而且这些研究大多只涉及李渭的理学思想研究，很少有人问津李渭的易学。在这里笔者作为一名思南人和专业的易学研究者，有感于清朝符克闾先生《点易岩－怀大参同野先生》的诗句：“安得会心人，传声在深谷”，尝试采取文献法、旁证法、关联研究法、直接与间接结合法、田野调查法等综合研究方法，从李渭的理学思想、诗文、碑记、庙记、府学记、迁学记等相关文献，以及李渭师友、弟子、追随者的相关文献视角，对李渭的理学与易学思想进行系统、深入的探索，以期为当代所用。

一、李渭的生平、著述及影响

李渭（约1514-1588）：字湜之，号同野，思南人，师从将信等，王阳明在贵州的三大再传弟子之一，明代著名理学家，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中举，先后任四川华阳知县、安徽和州知州、广东高州府同知和韶州府知府，后升广东副使等职。隆庆年间升云南左参政，未久辞官还乡，在家乡思南建立书院讲学，开一方学风，培养了一大批弟子。明神宗称李渭为“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贵州巡抚郭子章在其著作《黔记》之《乡贤传》中称李渭是贵州“理学三先生”之一。

李渭生于明朝中晚期，一生经历了嘉靖、隆庆、万历三个朝代。李渭的生平经历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青少年时期。从明嘉庆 1514年到嘉靖十三年（1534年），主要在家乡思南接受庭训，科举求仕；第二时期是从仕时期，也是李渭理学、易学思想发展时期；第三时期是晚年返乡讲学时期，也是李渭理学、易学思想不断完善时期。

青少年时期的李渭，聪明好学，勤于思考。据明贵州巡抚郭子章《李渭传》载：“公生有异质，十五病肺，屏居小楼。溽暑，散发箕踞。父中宪公富，以‘毋不敬’饬之，即奉而书诸牖，目在以资检束。第觉妄念丛起，中宪又以‘思无邪’饬之，又奉而书诸牖。久之，妄念渐除，恍惚似有得。及下楼与朋友笑谈楼上光景已失，于是专求本心。未与人接，自问曰：‘如何是本心’。既与人接，又自问曰：‘本心是如何’。嘉靖甲午（1534）举于乡，萧然布素，计偕以一仆自随，读《孟子·伊尹耕莘章》则曰：‘尧舜君民事业，自一介不取，始交际岂可不谨。’”可见，青少年时期的李渭，与众不同，天资聪颖，善于思考，力排杂念，一心求学，并以“毋不敬”、“思无邪”自戒、自勉，关注“本心”探讨，有着朴素的理学“火花”。

中年从仕时期的李渭，自从科考中举后，开始步入仕途，先后任华阳（成都）知县、和州（安徽和县）知州、高州府（广东茂名市）同知、韶州府（广东曲江县）知府等职，隆庆中官云南左参政。这一时期，李渭在从政的同时，潜心学习儒学、理学和易学。广泛拜谒、求教、论道于蒋信、湛甘泉、耿定向、耿定理、耿定力、罗近溪等王门（王阳明）著名弟子。同时，与孙应鳌、马廷锡、邹元标等王门弟子也保持着经常友好的往来和思想交流。孙应鳌在《晤李同野》诗中写道：“南云媚归辔，春风晓风遒。如闻一妙语，为破半生愁。”李渭为马廷锡的《渔矶别集》著作作序。邹元标谪守都匀，首访李渭和孙应鳌。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章在《孙文恭公祠碑记》中云：“及予入黔，别邹尔瞻江上，尔瞻曰：‘黔中孙淮海、李同野、马心庵，皆致力期斯学，君此行，惜不及见三君尔。’”郭子章在《题中和山寺壁—追怀李同野先生》高度评价李渭的清廉人格：“中和岭上人如在，洁比河东与会稽。”此外，郭子章还写了《李渭传》：“癸卯（1543）蒋公信视学贵州，公谒之。因陈楼上楼下光景。蒋公曰：‘楼上是假，楼下与朋友谈笑却真’。至一介不妄取。蒋公曰：‘此犹然楼上意思在，硁硁然小人哉’。公愧甚。以为学十四五年，只成得一个小硁硁人，不觉面赤，背汗淋淋也。由华阳知县，和州知州，擢高州府同知。至则谒湛甘泉先生于小嵎洞中……擢滇左参政，近溪罗公为屯田使，公至与之合并，精神学益进。自言：‘予昔日工夫，亦有起灭。被近溪大喝，通身汗浃。从出这身汗，自是欲罢不能’” （（《思南府志·县志》第352-353页）。由此可见，李渭为求道广泛求教，不耻下问，谦虚学习，博采众长，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心学和易学思想和理论体系。

晚年返乡讲学时期的李渭，仍坚持求贤、求道，坚持对心学、理学和易学的求索，并致力于讲学传道，先后在家乡思南讲学达20年，传授儒学、理学和易学。李渭在《嵇公泉》诗中道：“吾与二三子，览胜求前贤。嵇公昔垂钓，传闻于此泉。披云寻往事，流水不知年。山空琴欲冷，树古鹤来眼。” （《思南府志·县志》第418页）。诗中反映了李渭在家乡坚持求贤的情景。在坚持求贤的同时，李渭在家乡思南还建立书院，开一方学风，长期在“为仁书院”和城外“点易洞”讲授理学和《易经》，从者如流，培养出了著名的弟子群体。李渭在其《圣岭春耕－和李别驾郡城六景》中写道：“岩阿黄虞民，独志唯田园。日出复日入，不知城市喧。去草培嘉禾，两者不并存。汲隧甘自拙，抱膝听禽言。” （《思南府志·县志》第417页）。李渭在诗中，借农民春耕抒发了自己立志讲学、启发蒙昧、培养人才的情怀。此外，据《道光思南府志》记载：“点易洞：城西小岩门左，郡人李渭讲《易》其中”；吴瑞征在《为仁书院记》中道：“为仁书院，前明李大参（李渭，笔者注）讲学处也。……‘人之不可一日不仁，仁之不可一日不为，凡读书者，类能言之，而行或不逮。’……中设讲堂，后建祠奉同野（李渭，笔者注）乡贤。” （《思南府·县志》第409页）；明代思南郡人萧重望在《李先生祠记》中道：“道学之传，自先生始也……贵筑之学，倡自龙场；思南之学，倡自先生。” （《思南府志·县志》第364-365页）；清代郡人符克闾对李渭十分敬佩，他在《点易岩－怀大参同野先生》一诗中写道：“兹岩实幽峭，昔贤存遗迹。河洛泄元机，羲文衍道脉。怀人千载前，嗜古久成癖。剥复参阴阳，乾坤究翕辟。昭然与目谋，灿若从心适。石镜照韦编，兀坐云生席。得意几忘言，深山常蓦蓦。同野古达人，点易丹霞谷。河洛阐图书，苍茫满心目。念兹翕辟门，俱是乾坤屋。象爻幽且深，观玩往而复。寄语此山灵，我将歌伐木。览胜求前贤，嗜古深山曲。邈矣结天根，悠然探月窟。不知太极前，谁剖九与六。羲文虽已远，河洛宛如掬。安得会心人，传声在深谷。”（《思南府志》第454页）。

李渭一生的著述颇多，有《先行录》三卷、《毋意篇》一卷、《诗文》三卷、《家乘》十二卷、《大儒治规》三卷、《易问》等。明贵州巡抚郭子章在《李渭传》中道：“所著有《先行诸集》藏于家，《大儒治规》行于世。” （《思南府志·县志》第353页）；明代思南郡人萧重望在《李先生祠记》中道：《先行录》天德之抚也。《大儒治规》王道之也。” （《思南府志·县志》第364-365页）；知县杜昌堉在《印江尹公祠碑记》中道：“李公，字湜之，号同野，思南人。思南即古牂牁也。……遂锲‘必为圣人’四字。著有《先贤录》、《大儒治规》。” （《思南府·县志》第404页）

李渭的理学与易学思想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均影响很大。他继承并发展了王阳明的心学，与清平（凯里）的孙应鳌、贵阳的马廷锡被称为王阳明的三大再传弟子。明神宗赐他对联曰：“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章在其著作《黔记》之《乡贤传》中称李渭是贵州“理学三先生”之一。他不仅创立了自己的理学体系，还致力于讲学，晚年告老还乡后，在家乡思南府城中的“中和山”观音阁、小岩关的“点易洞”设“中和书院”，讲授理学和《易经》，从者如流，开黔北学风，使黔北文人蔚起、人才辈出。培养出了著名的弟子群体：李渭三子（李廷谦、李廷言、李廷鼎）、思南三贤（罗国贤、罗廷贤、罗明贤）、冉宗孔、胡学礼、萧重望、田惟安、熊时宪、安岱、李宗尧、赖嘉谟（江西人）、徐云（江西人）等。其中，李渭三子继承父业，著书立说，传教一方；江西万安人赖嘉谟，首以为师，大有德而去，考中进士，官四川左参政；江西徐云从学，终生不忍离去。明代思南郡人萧重望在《李先生祠记》中道：“贵筑之学，倡至龙场；思南之学，倡自先生。自先生出，而黔人士始矍然，悚然知俗学之为非矣。《先行录》天德之抚也。《大儒治规》王道之  也。”（《思南府志·县志》第365页）；思南府安化知县姚夔在《讲学堂记》中道：“思唐虽僻处，从前李同野、田西麓诸先生，丕振文风，昌明理学，迄今为黔之最。予心慕之，窃欲奋起，曩微扶进来学。” （《思南府志·县志》第366页）；康熙三十二年（1693）署思南府知府刘谦吉在《康熙思南府志序》中道：“‘必为圣人’倡学西南者，彼何人也，今何以不大参若也” （《思南府志·县志》第386页）；经历何之润在《讲学堂成恭赋以奉函丈》一诗中道：“太守新成讲学堂，江城何幸遍青阳。圣山崒巍迎阶前，德江瀠洄绕座凉。俯仰鸢鱼纯性理，栽培桃李尽文章。道宗同野先生后，重染中和翰墨香。”（《思南府志·县志》第440-441页）。由于李渭的传道与讲学，使儒学、心学、易学在黔东北得到了迅速传播，使这一区域的民风、学风焕然一新，大批书院如印江“依仁书记”等相继成立，大批人才层出不穷，大大促进了该区域的社会文明，同时也使思南成为贵州“五大王学重镇”之一，也为思南后来成为全国有名的文化大县奠定了基础。

二、李渭的理学、易学思想与特点

（一）理学思想与特点

1、儒学思想。李渭在《修思南府学碑记》中道：“孔子学，学仁也，尧、舜、禹、周，莫不以此生人。”（《思南府志·县志》第375页）；明代思南郡人萧重望在《李先生祠记》中道：“《先行录》天德之抚也。《大儒治规》王道之㷡也……于孔门曰：‘思南李先生’”（《思南府志·县志》第364-365页）;郡人郑人惠在《为仁堂即事》一诗中道：“缭绕朱幡下讲堂，薰风披拂大文章。千秋道脉渊源合，二字心传物我忘。岂倚龙场（贵阳修文，王阳明悟道处，笔者注）争謦欬，更从淮海（孙应鳌，字淮海，笔者注）示羹墙。祗今得副圜桥望，默聆惺惺一瓣香。”（《思南府志·县志》第440页）；李梦松在《登中和山怀同野先生》诗中道：“独上中和思渺然，传经人去剩寒烟。名臣正学源流远，古刹残碑日月悬。教孝不参仙佛语，当仁肯让对贤肩。更寻手迹无多物，鸟语花香诗一联。”（《思南府志·县志》第480页）；张清理在《谒李同野先生祠》诗中道：“绝徼儒宗阐治规，名臣正学总堪师。功争一介机原密，梦绕三蛇觉未迟。山盗不离心盗外，下楼仍记上楼时。黔州道脉由公肇，俎豆千年系我思。”（《思南府志·县志》第483页）；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思南知府泰和周在《思南府续志》序中道：“余履任未久，访知城东北，旧有乡先生李同野为仁堂颓废已久，急出俸重修堂构，为诸生肄业所。”（《思南府志·县志》第77页）；“旧志：嘉隆以来，儒教大兴。郡人李渭，倡理学，重躬修，教孝弟，行四礼，返朴还淳，士骎骎，慕孔孟，排释老，习俗一归于正。”（《思南府志·县志》第108页）。

综上可见，无论是从李渭自己的论述、题字、讲学等层面分析，还是从他人相关的论述文献分析，李渭的理学思想基础是儒学，而尤以“为仁”为宗。李渭认为孔子之“仁”是“树根”，孔子之书是“枝叶”， “仁”就是“德”，即“仁德”，学贵在于进德、修仁，而不是停留在书本上、口头上。

2、王门心学思想。李渭的心学思想的渊源首先缘于家庭教育。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章（江西人）在《李渭传》中记载，李渭在其父“毋无敬”、“思无邪”的教育下，曾“自问曰‘如何是本心’”、“本心是如何”，这说明李渭从小就对“本心”问题产生了兴趣和思索。其次，李渭的心学思想主要受王派儒学即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影响。李渭一生曾广泛拜谒、求教、论道于蒋信、湛甘泉、耿定向、耿定理、耿定力、罗近溪、孙应鳌、马廷锡、邹元标等王门（王阳明）著名弟子。通过与这些王门弟子的论学、沟通和交流，使李渭的儒学、理学思想具有明显的王门“心性理学”特征。对此，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章在其著作《黔记》之《乡贤传》中称李渭是贵州“理学三先生”之一。

王阳明心学的宗旨是“致良知”，强调“格物致知”，通过实践、自省，达到“知行合一”。从李渭的相关诗文层面，可以清晰地看到李渭的王门心学思想，以及“格物致良知”的思想。李渭在其《桐崖鸣凤》中道：“碧桐琴瑟材，离离立高岗。上栖凤鸟雏，有道仪朝阳。不入虞人罗，所谋非稻粱。提扶不易闻，一鸣兴圣王。”（《思南府·县志》第417页）。在其《真源洞月》中道：“云渚澄索景，潋澹披秋夕。沙渫沸荪畹，潦尽见桂宅。一鹤自丁零，千峰散虚白。挥手弄潺湲，借兹洗形役。”（《思南府·县志》第418页）。诗中“不入虞人罗，所谋非稻粱”、“借兹洗形役”等，体现了“格物致良知”思想。

3、“毋意、先行”思想。李渭的理学思想不是简单地继承孔孟的儒学、王阳明的心学，而是有其自己独特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具体可归纳为：以儒学为基础，以心学为主体，以毋意、先行为特点。李渭的“毋意、先行”思想，不仅可以从其《毋意篇》、《先行录》等著作看出，而且还可以从相关人物的论述中看出。比如：清朝思南府知县俞汝本在《王文成公生日祝田记》中道：“且李同野先生独非此邦人士乎？其学以毋意为主，其功以先行为归。” （《思南府志·县志》第410页）；思南知府在《仲夏为仁堂即事》中道：“巡皋晨爱出东冈，来坐先生旧讲堂。……西南正学原毋意，仰止何须在句头。”（《思南府志·县志》第438页）。

李渭主张以“毋意”作为求仁的方法。他认为“仁”是道的本体，它常青常明，不增不减，所以学者无需着力在生灭上下功夫，无需刻意安排，毋意为功即可。对此他著有《毋意篇》。他认为：“孔子毋意，孟子不学不虑，程子不著纤毫人力，皆是不安排。知无意脉路，即日夜千思万索，亦是无意；知无纤毫人力脉路，即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如此用力实无纤毫人力。学是学，此不学，虑是虑，此不虑，知得不学、不虑脉路，任人只管学、只管虑，都是不学、不虑。浮云人间作雨，天上常清常明，狂风江中作浪，流水不增不减，知得常清常明、不增不减者，可与言学矣。”（莫友芝：《参政李同野先生渭传》，《黔诗纪略》卷三）。李渭的“毋意”求仁方法，相似于王阳明、蒋信的“默坐澄心、体认天理”方法，相似于孔子的学易“玩索而有得”方法，也相似于“不立文字，教外勿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修”方法。这些方法均强调不刻意，顺其自然，才是通往“本体”的真途。比如：释迦牟尼佛偈曰：“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成法？”；牛头法融在曰：“无心恰恰用，用心恰恰无。今说无心处，不与有心殊。”；明·浮峰普恩偈曰：“返本还源便到家，亦无玄妙可称夸；湛然一片真如性，迷失皆因一念差。” 至此，可以明白，李渭从曾经自问“如何是本心”、“本心是如何”，到“毋意为功”，在心学思想上已发生质的飞越。王阳明“心学”主张“知行合一”、“格物致知”，而李渭主张“毋意为功”、“毋意致知”，反对一味地“用心”、“问心”，停留在主观上。李渭的“毋意”思想，得到了孙应鳌的高度称赞。孙应鳌在《晤李同野》一诗中道:“南云媚归辔，春日晓风遒。如闻一妙语，为破半生愁。”

李渭还主张“先行”。认为学孔为仁，贵在先行。如果知而不行，不是真知，先行其语，才是真行。他反对学习孔学一味地停留在书本上和口头上，强调行动，强调先行。这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既有共通处，也有不同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强调“先知后行、格行致知”，而李渭的“先行”论强调“行在知先、以行达知”，这在哲学上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对此，李渭专门著有《先行录》，虽已失传，但可以从邹元标的《先行录序》中窥探李渭的观点。邹元标在《先行录序》中道：“予昔与友谈学，友箴予曰：‘学岂在哓哓为哉？躬行足矣！’”，这说明李渭重客观、行动、重落实、重执行，反对只说不做或言多行少。至此，笔者认为李渭不仅是王阳明的弟子，而且发展了王学，有自己独特的、自成一派的观点和思想。

综上所述，李渭的儒学思想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以儒学为宗，尤其重“仁”；二是以王门心学为体，继承了王阳明“心学”思想；三是强调“毋意”与“先行”，以“行”为本体，自成一派，形成“行学”；三是重儒学中庸思想，处世重“中和”；四是讲学重“正学”，重儒学、易学，排斥佛学和道学。

（二）易学思想与特点

李渭一生不仅致力于儒学、理学和心学的学习与传授，而且也致力于易学的学习与传授。据《思南府·县志》（第439页）记载：“李渭，水德江人，嘉靖十三年（1534）以《易》中式。这说明，李渭当年在科考中，是以易学优秀中举的，易学是李渭启蒙的基础，也是李渭的特长。李渭在易学上，不仅仅是勤奋刻苦，而且达到“成癖”和“忘言”的境界；不仅仅涉及到《周易》的学习与研究，而且还广泛涉及了朱熹、程颐的理性易学、王阳明的心性易学，并在传承中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易学思想和体系。正如清代郡人符克闾在《点易岩－怀大参同野先生》一诗中所道：“兹岩实幽峭，昔贤存遗迹。河洛泄元机，羲文衍道脉。怀人千载前，嗜古久成癖。剥复参阴阳，乾坤究翕辟。昭然与目谋，灿若从心适。石镜照韦编，兀坐云生席。得意几忘言，深山常蓦蓦。同野古达人，点易丹霞谷。河洛阐图书，苍茫满心目。念兹翕辟门，俱是乾坤屋。象爻幽且深，观玩往而复。寄语此山灵，我将歌伐木。览胜求前贤，嗜古深山曲。邈矣结天根，悠然探月窟。不知太极前，谁剖九与六。羲文虽已远，河洛宛如掬。安得会心人，传声在深谷。”（《思南府志》第454页）；也正如郡人肖嗣昌在《为仁堂即事》中所道：“朋来旧迹又重辉，熊轼翩翩下讲帷。楹树朱程留太极，庭悬周孔见几希。不徒作赋争分帜，每与传经欲解衣。今日追陪函丈在，肯教明月让虚归。” （《思南府·县志》440页）。

李渭在易学方面有著作《易问》，可惜该著作已失传。李渭在其《易问》中究竟问了什么？其易学观点和思想究竟有哪些？关于这一问题，虽然《易问》已失传，但他的易学观点和思想已在相关文献中广泛体现。对此，可以根据李渭的理学思想和相关论述文献，以及他人涉及李渭的相关论述文献，来探析其易学思想。综合相关文献，笔者认为李渭的易学思想与《易经》的五个卦（乾、坤、无妄、履、节）密切相关，《易问》所问的问题主要涉及这五个卦，其易学思想也主要源于这五个卦的卦义。

首先，李渭的“必为圣人”和“中和”思想，体现了《周易·乾》之“自强不息”、“保和太和”思想。据明贵州巡抚郭子章《李渭传》载：“（李渭）入觐过麻城，从楚侗先生登天台，楚侗示八语：‘近道之资，载道之器，求道之志，见道之眼，体道之基，任道之力，宏道之量，达道之才。八者阙一不可’。对曰：‘渭于八者，独愧见道眼未醒耳’，锲‘必为圣人’四字，印而布之海内（《思南府·县志》第353页）”。思南府印江县知县杜昌堉在《印江尹公祠碑记》中道：“李公，字湜之，号同野，思南人。思南即古牂牁也。……遂锲‘必为圣人’四字。著有《先贤录》、《大儒治规》。” （《思南府·县志》第404页）; 姚夔在其《李同野先生讲堂》中写道：“同野先进志自通，升堂何处溯流风。”（《思南府·县志》439页）；

“必为圣人”不仅体现了李渭的一种志向，同时也体现了李渭的求学精神。这种精神契合了《易经》之“自强不息”精神。《周易·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天的精神是健，君子应效法天的精神，不断努力，自强不息。李渭“必为圣人”，充分体现了“乾”之内涵和精神。姚夔在其《李同野先生讲堂》中写道：“同野先进志自通，升堂何处溯流风。”（《思南府·县志》439页）；明代思南郡人萧重望在《李先生祠记》中道：《先行录》天德之抚也。《大儒治规》……”（《思南府志·县志》第364-365页）。乾为天，天德即乾德。王道重坤德，王道即坤道；明兵部侍郎耿定力在《李同野先生墓志铭》中道：“公之学，自却妄念以至谨，一介取予去拘，士岂远哉！道林先生破其拘挛，余伯兄谓之有耻，仲兄直本心，近溪先生喝其起灭，卒契毋意之宗。虽由师友得之，非好学发愤不能也。公没，未闻有好学者，泣而铭之。道亡起灭，首尾尼父，发愤没齿，余兄振蒙觉世，揭此一字宗旨。公来秉学，未见其止，其行如疑，其去如慕，勉勉循循，居诸忽莫。呜呼，瘞玉于兹，余代伯兄铭曰：‘明好学君子之墓’”。（《思南府志·县志》第373页）。可见，李渭为了实现自己“必为圣人”的目标，始终坚持“自强不息”，勤奋学习，一生从不间断，不愧为“好学君子”，不愧为“乾健”的践行者。

李渭的“中和”思想体现了乾卦之“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内涵。李渭不仅是著名的理学家，还尤善书法，在思南多处留下了摩岩石刻，如点易洞的“点易洞”及“云深外”、朝阳洞的“不舍昼夜”、万圣山的“卧云眠月”、中和山的“中和”等。李渭之所以在思南中和山石刻“中和”二字，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缘于中和山之灵秀。郡人郭石渠在《中和山记》中道：“中和山者，思城之主顶而阁郡人物之所由发祥者也。诗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斯山有焉。……同野李公渭镌“中和”二字于石上，而斯山之名于是乎千古维昭焉。……虽然，李公之名此山也，岂无所以名之者，以中和之灵秀，钟盛世名儒，李公其最著者矣。创理学于黔中，启名教于千古。中和之发越，孰大于斯。且申、田诸公，大忠大孝，后先接踵，光于家乘，荣于国史，垂芳百世，仪型后学，班班可考，非中和之降神，何以至此？他如人文蔚起，科甲蝉联，说礼敦诗，风俗淳厚，是皆中正之积厚，而和顺之流光，犹其小焉者也。”（《思南府·县志》第399页）；二是受中和山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环境风水影响。中和山处于思南府城之中，处于锡帽山与乌江之间，地理位置“居中”，正如李渭在《修观音阁碑记》道：“黔山多奇胜，且在城中惟中和山云。予尝登阁引睇，则见锡帽护于后，万圣宾于东，三台、天马拱于右，二峰峙于左。德水西来，环抱东南，逶迤而北。鹭洲浮江，与鱼峡上下相望，相为首尾。中和则端耸卓出，与众山不类。若贤人正士安处群众之间，甲舍城堞皆在下目，一方奇览也。”；三是受理学与易经思想影响。儒家思想注重“中庸”、“和谐”，李渭作为一名著名儒学学者，无疑注重这一思想。同时，易经三爻注重中爻，李渭作为著名易学学者，也无疑受此影响。李渭在其《中和山》中写道：“霜洲木落意踟蹰，兰纫秋风满客裙。共道吴门如白练，可能赤水拾元珠。袖中明月人何似，曲里青山调自殊。寒署空悲双鬓去，乾坤还借一身扶。” （《思南府·县志》429－430页）。此诗描述了李渭在秋风中登中和山的情景，感悟到人身如同袖中明月，想留是留不住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悲叹光阴易逝是徒劳的，保和身体才最重。李渭的“中和”思想，不仅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想，还体现了易经“保合太和”思想。易经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意思是乾道在于变化，万物是无常的，人们各自要注重修身养性，调整好性与命，将“性”与“命”中和起来，使其正位，把心身两方面放平静，达到祥和，做到“持盈保泰”。这好比一杯水，保持在水满的水平线，不加不减才不会溢出。

其次，李渭的“为仁”，体现了《周易·坤》之“厚德载物”思想。姚夔在《李同野先生讲堂》一诗中道：“同野先进志自通，升堂何处溯流风。高天依旧来云影，尺地于今结梵宫。剩有为仁双墨迹，得垂遗训两言中。徘徊落尽西方日，楼外青山兴无穷”；在《为仁堂即事》中道：“长夏浓阴转绿槐，公余郭外讲筵开。野夫入室思恭敬，山鸟忘机任去来。舌底莲花寻旧种，眼前桃树喜新栽。相看麈尾尘消处，几度清风拂曲台。”（《思南府·县志》439页）。从前面的论述和上述诗中可以看出，李渭十分强调“为仁”。李渭之所以强调“为仁”，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李渭认为儒学主要是“仁学”，“仁”就是“德”，即“仁德”，主张“学贵在于进德”，学习应以道德为根本。另一方面，修“仁德”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应有所作为，落实在行动中，这与李渭的“先行”观也是紧密相联的。李渭的“为仁”观不仅来源于儒学的“仁、义、礼、智、信”，而且也来源于《周易·坤》之精神。《周易·坤》大象辞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可见，李渭不仅主张发扬“乾健”精神，自强不息，重在行动，而且还主张效法“坤德”精神，以厚实的德行去承载“先行”的成果。

第三，李渭的“毋意论”，体现了《周易·无妄》之“不生妄念”思想。据明贵州巡抚郭子章《李渭传》载：“李渭，字湜之，思南府人。公生有异质，十五病肺，屏居小楼。溽暑，散发箕踞。父中宪公富，以‘毋不敬’饬之，即奉而书诸牖，目在以资检束。第觉妄念丛起，中宪又以‘思无邪’饬之，又奉而书诸牖。久之，妄念渐除，恍惚似有得（《思南府·县志》第353页）”；明兵部侍郎耿定力在《李同野先生墓志铭》中道：“公之学，自却妄念以至谨，一介取予去拘，士岂远哉！道林先生破其拘挛，余伯兄谓之有耻，仲兄直本心，近溪先生喝其起灭，卒契毋意之宗。”。（《思南府志·县志》第373页）。从前面的文献记载可以看出，李渭的“毋意”观是逐步发展而来的。从最初的“妄念丛起”到“自却妄念”，再到“毋意”，经历了庭训、师友训导、自悟等过程。这其间的思想渊源，除了儒学、心学外，笔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还有易学渊源。李渭作为一名易学学者，不仅从小就具备易学天赋，以《易》中举，而且晚年还坚持在家乡的“点易洞”讲易学。对此，可以看出李渭不仅在儒学、心学上造诣很深，而且在易学上也卓有成果。李渭的“毋意”观契合了《周易·无妄》之内涵。“无妄”即没有“妄念”，强调不妄为，不虚伪谬乱，不刻意安排，讲究真实，顺其自然。李渭的“毋意”观，在哲学上体现了李渭从原先的以“心”为本体，转向以“行”为本体的主、客观变化过程。

第四，李渭的“先行践履”，体现了《周易·履》之“践履”思想。“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心学”思想之一，李渭在继承王阳明这一心学思想的基础上，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进行了发展，更有甚者，对“心学”的“心本体”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反对情绪。在“知”与“行”问题上，李渭更重视“行”，强调以“行”为先，“先行践履”，主张“行在知先”、“笃实践行”。对此，李渭专门著有《先行录》一书，虽然此书已经失传，但我们可以从李渭的《世侯安绍南荣受封典序》中管窥，其序曰：“履官初即锐意便民” （《思南府·县志》第374页）。邹元标在《先行录序》中也写道：“予昔与友谈学，友箴予曰：‘学岂在哓哓为哉？躬行足矣！’”。李渭的“先行”观，笔者认为其思想渊源也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于孔学。关于这一点，可以从邹元标的《先行录序》中得到证实。邹元标最初对李渭的“先行”观是有异议的，他说“未与子躬行为是”、“学之不讲，徒日躬行”，并以“到燕地去”为例，说明必须先了解道路情况，才能够顺利到达燕地。对此，李渭反驳到：应“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即先实践自己的话再去推广，当一个人在了解燕地道路情况时，其实他已经在践行其言了。李渭还说“先行其言”是孔子在教育子贡时说的话。通过与李渭的不断论学，邹元标最终接受了“先行”观点，并表示“今以先生躬行为正，盖各有攸当未可以膜说为也。”（《黔诗纪略》卷三）；二是来源于易学。《周易·履》强调践行、践履，履者，踩、踏也，行也。再好的想法和思想，如果不去践行，也只能是“纸上谈兵”。笔者认为，李渭作为一名易学“成癖”者，其“先行”思想不可能不受《周易·履》的影响，履卦的内涵应是李渭“先行”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渊源。

第五，李渭的“三蛇梦”，体现了《周易·节》之“节制”思想。据明贵州巡抚郭子章《李渭传》载：尝宿廉州公署，梦三蛇绕身，亟挥杖，蛇乃走。诘朝，合浦吏以美珠进，化州，吴州吏以兼金进，公皆叱之。笑曰：“三蛇梦破矣。金珠非宝，固吾人蛇蝎哉”（《思南府·县志》第353页）。可见，李渭高风亮节，为官清廉。此外，还可以从相关诗文中看到李渭的廉政。李渭在其《桐崖鸣凤》中写道：“碧桐琴瑟材，离离立高岗。上栖凤鸟雏，有道仪朝阳。不入虞人罗，所谋非稻粱。提扶不易闻，一鸣兴圣王。” （《思南府·县志》第417页）；在其《真源洞月》中写道：“云渚澄索景，潋澹披秋夕。沙渫沸荪畹，潦尽见桂宅。一鹤自丁零，千峰散虚白。挥手弄潺湲，借兹洗形役。”（《思南府·县志》第418页）；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章在其《题中和山寺壁－追怀李同野》中写道：“山绕牂牁水满溪，德江深处穴鲸鲵。二田一夕成亡虏，五郡年前冀旧题。文物依稀荆楚北，声华馥郁夜郎西。中和岭上人如在，洁比河东与会稽。” （《思南府·县志》第432页）。这些诗文不仅体现了李渭在廉政上的“自律”，而且还体现了其廉洁可以与会稽的王阳明等相比。李渭的廉政，不仅受儒学思想影响，而且也受易经思想的影响。易经“节”卦之卦义。《周易·节》以“水往泽中流的情形”为例，从道德风险的角度，阐述了为官要节制自己的行为，坚守正道，使自身具有良好的操守，才会亨通、顺利。同时强调，节制必须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如果将节制视为一种被迫行为，就难以真正节制，就会出问题。这好比水往湖中流，必须有所节制，如果不知节制将会泛滥成灾。《周易·节》进一步从六个方面警示我们：（1）“不出户庭，无咎。”知道出门的时机未到而不出门，知道不该做的事而不做，能做到自我节制，就不会有过错。（2）“不出门庭，凶。”应该出门的时候却不出门，应该做的事却不做，应该遵守的法规却不遵守，也同样会带来凶险。（3）“不节若，则嗟若，咎。”泽水己经上涨到湖面了，眼看就要溢出了，此时，如果还不知节制，又一味地叹息而不采取积极措施，将带来灾难。（4）“安节，亨。”湖水己满，此时，如果顺其自然节制，仍将获得亨通。（5）“甘节，吉。往有尚。”心甘情愿地自觉节制，将可获得吉祥。而且这种态度和行为，将会得到称赞和嘉奖。（6）“苦节贞凶。悔亡。”把节制视为一种被迫行为，视为一种痛苦，将带来凶险。如果坚守正道，自觉节制，就不会导致“后悔”。可见，李渭之所以能够“挥杖打三蛇”、“拒收下属贿赂”，除了受孔学思想影响外，作为一名易学学者，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易经思想的影响，并最终促使李渭坚守正道，自觉节制，廉洁从政。

综上所述，李渭在易学和易学思想上主要有以下特点：1、李渭酷爱易学，研易成癖，从小便具备易学特长，以易中举，讲学中重易，并在易学与传授上坚持不懈；2、李渭将易学与儒学、心学进行融合学习与研究，并在理学与易学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观点和思想；3、李渭的易学思想主要与“乾、坤、无妄、履、节”等卦义有关，主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生妄念、躬行践履、节制廉洁；4、李渭是历史上少有的重视易学并讲授易学的儒者。

三、李渭理学、易学思想的“当下”价值

当下，学习、传承和弘扬李渭的理学、易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当下价值。一方面，有利于促进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增强抵御西方文化侵蚀的能力。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精神教育、道德教育、廉政教育、文化教育、现代养生等。此外，还有利于促进当地的文化旅游和经济社会发展。

1、精神教育价值。李渭的精神教育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必为圣人”的教育价值。“必为圣人”体现了一种理想，一种抱负，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学习借鉴李渭的“必为圣人”精神，将获取一份“正能量”，有利于提振“精、气、神”，促进“励志”教育，促进理想、抱负教育。正如思南府安化知县姚夔在《讲学堂记》所道：“惟尽其在我者，一日之操存，一日即为圣贤。日日之操持存，日日为圣贤。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岂欺我哉。”（《思南府志·县志》第366页）；二是“好学君子”的教育价值。李渭的好学，充分体现了《周易·谦》之“谦谦君子，终身受益”内涵。李渭一生不仅坚持自学，还不耻下问，虚心向他人求教，最终成为理学、易学的“集大成者”，这种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激励着后人。正如思南府安化知县姚夔在《讲学堂记》中所道：“思唐虽僻处，从前李同野、田西麓诸先生，丕振文风，昌明理学，迄今为黔之最。予心慕之，窃欲奋起，曩微扶进来学。”（《思南府志·县志》第366页）。当下学习、弘扬李渭的“好学”精神，将促进国人勤读书，勤学习，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三是“躬行君子”的教育价值。当下，学习、弘扬李渭的“躬行君子”精神，有利于促进执行力教育和教育实践活动，有利于促进改进工作作风，有利于管理和各项工作的落实。

2、道德教育价值。由于受儒学、易学和李渭“为仁”、“仁德”思想的薰陶，思南在历史上形成了良好的道德风尚。雍正五年署思南府知府冯咏在雍正《思南府建养济院记》中道：“思民贫不为丐，疲癃（衰老多病）残疾颠连无告者，栖止于邃（深远）岩奥洞中，饿则锄蕨根、采苦菜作糜（粥）以活，岁饥不呼号乞食。故郡中无孤贫名……大道之行也，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矜寡孤独，咸相生相养、以乐太平，洪范皇极。用建曰：‘无虐茕独而畏高明，故荡平正直之道成。大道既隐，天下始有无告之民。’……思南在黔东北，俗朴而淳，穷民缩颈藏迹，跛聋戚施之状，呻吟嗥叫之声，不听睹于长吏。有仁人君子，起白骨而肉之，亦边徼不易得之遭矣。”（《思南府·县志》第397页）。当下，弘扬李渭的“为仁”、“仁德”思想，以及思南“贫不为丐”、“相生相养”的精神，有利于促进国人道德自觉和道德修养，促进社会道德建设，促进国人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3、廉政教育价值。当下全国上下正在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和廉政教育活动。李渭的“三蛇梦”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廉政教育案例。李渭中举后学贤人“一介不取”，从政后“拒绝贿赂”，实乃廉政楷模，赢得了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章的称赞：“中和岭上人如在，洁比河东与会稽。”当下如以李渭的“三蛇梦”作为案例开展廉政教育，将起到很好的警示教育作用，将对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促进干部队伍的纯洁和廉政。

4、现代养生价值。李渭的心学、易学思想，特别是“毋意”、“中和”思想，就当下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养生价值。一方面，李渭强调“先行”、“笃实”，主张积极向上，自强不息。另一方面，又强调“毋意”、“中和”，主张去除妄念，放平身心，保合太和，养好性合。李渭的这些思想，对于当下解决“人心浮躁”、“妄念横行”等养生问题，无疑是一剂很好的良药。人们可以通过修习李渭的“毋意”、“中和”观，来调养自己的身心，各正性命，进而促进身心健康。

5、文化教育价值。明清时期，李渭所在的家乡纷纷成立书院、开设乡贤祠，并以宣传、祀奉李渭等乡贤来“彪炳文章，发为事业”，促进了“科名鼎立，鹊起蝉联”。据思南府印江知县在《龙津书院碑记》记载：“而吾书院成，以其年人事异旧，天道更新，必有绍（继）同野（李渭，笔者注），步萧、田炳映奎文，绵延不绝”（《思南府·县志》第401页）；思南府印江县知县梁钟英在《重修印江学大成殿碑记》中道：“思南为黔中要郡，山川灵淑，钟毓英贤。自明以来，如申侍御之忠烈，肖都谏之敢言，田西麓之请建学校，李同野之必为圣人，夐(远，地方)乎尚矣。”（《思南府·县志》第403页）；知县梁钟英在《依仁书院记》中道：“嘉庆七年（1802），摄县事张公锡谷修之，名以‘近奎’（奎二八公（公应为宿，笔者注）星名，王文昌），……先更‘近奎’之名曰‘依仁’，……顾名思义。追黄成宪而上，逮李同野（李渭，笔者注）、田西麓诸贤彪炳文章，发为事业，科名鼎立，鹊起蝉联。” （《思南府·县志》第403-404页）；知县杜昌堉在《印江尹公祠碑记》中道：“余署印篆之明年夏，索《郡志》得读李公讳渭传，乃憬（醒悟）然曰：‘士君子特患不自立耳，何风教固殊之足囿哉！’李公，字湜之，号同野，思南人。思南即古牂牁也。……遂锲‘必为圣人’四字。著有《先贤录》、《大儒治规》。……前总宪肖重望有先生思郡特祀记，兹附祠于印江书院者，世既未远，居如此近，孝弟务本之心，当更油然而起矣。”（《思南府·县志》第404页）；吴瑞征在《为仁书院记》中道：“为仁书院，前明李大参（李渭，笔者注）讲学处也。……‘人之不可一日不仁，仁之不可一日不为，凡读书者，类能言之，而行或不逮。’……中设讲堂，后建祠奉同野（李渭，笔者注）乡贤。”（《思南府·县志》第409页）。当下，如能弘扬李渭的理学、易学思想，将对文化教育事业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对进一步发展思南“文化大县”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正向意义。

6、文化旅游价值。当下，挖掘、研究和弘扬李渭文化，将大大促进当地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可以李渭文化为中心，打造好“一个灵动点，两个制高点，五张名片”。“一个灵动点”，即“乌江文化”，包括延江（德水、牂牁江）、周家盐号、白鹭洲、夜郎古渡等文化景点；“两个制高点”：一是以“中和山文化”为核心的古城文化，包括中和山、古城、中和石刻、中和书院、为仁书院、三教合一、观音寺、华严寺、吕大器隐居、乡贤诗文、点易洞、不舍昼夜石刻、天马山、锡帽山、府城遗址等文化景点。二是以“万圣山文化”为核心的生态综合文化，包括夜郎要道（古渡）、三台丛桂、李渭墓、李渭祠、卧云眠月石刻、仁寿石刻、三教合一、文庙、文昌阁、田秋墓、云天观、真源洞、上阳子丹台、古屯、斗坤书院、龙洞、玉柱金盘、楼台华盖等文化景点；“五张名片”，即“黔中首郡、夜郎古都、乌江中枢、大明古城、国学重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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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贵州通志》、《黔志》、《贵州土司传》、黄宗羲《水经》、田雯《黔书》、《黔诗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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