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净山区域明清时期的易学研究
                    作者：黎斌

        摘要：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根元，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梵净山区域在历史上积淀了丰厚的易学文化资源，特别是在明清时期，该区域的易学文化厚实而独特，涌现出了如孙应鳌、李渭、阴旭、戴世翰等一大批易学专家和学者，形成了大量的文献古籍和易文化财富，是宝贵的易文化遗产。然而，多年来学者们对该区域的历史文化研究，大多关注于民族文化和佛学文化的研究，很少关注和涉及到易学文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几乎还处于空白。为了系统地挖掘该区域独特的易学文化，使人们能够深入全面地了解该区域的易经文化，增强该区域的文化自觉和自信，促进该区域当今文化产业特别是文化旅游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本文尝试作一些研究。
关健词：易学、梵净山区域、明清时期

    梵净山是贵州东北部的庞大山体，是武陵山脉三大支脉之一的南支。梵净山在明代以前先后称“三山谷”（《汉书·地理志》记载）、“三峿山”（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称）、“辰山”（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称），明代以后统称梵净山。梵净山区域历史上天星分野在翼轸之余，处于武陵山区腹地，主要在今铜仁市境内，国土面积1.8万平方公里。
    梵净山区域在唐虞时期属荆梁南境，周朝属楚，春秋战国时期属楚（为黔中地），秦朝属黔中郡，汉朝属武陵郡，后汉时期分置黔阳郡，三国时代属蜀、吴，后周属清江郡，隋朝属清江郡，唐朝属黔中采访使，宋朝属夔州路，元朝属湖广行省，属思南、思州宣慰使司，明、清朝属贵州布政司（包括铜仁、思南、石阡、乌罗四府），现属铜仁市。梵净山区域在历史上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形成了本区域独特的生态文化圈、民族文化圈、医易文化圈、佛教文化圈和传统文化圈。
    梵净山区域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是武陵山脉地区核心的历史文化和人类文化区域，是世界重要的生物基因库和人类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亦是中华文明极其重要的源头区域之一。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和古生物学家在梵净山及其周边地区发现了5.2亿年前早、中寒武纪时期的三叶虫、史海百合、盘水母等古生物化石群和1－2年亿年前的大量孔龙化石。在沿河和平镇，发现了古人类遗址。20世纪80年代，梵净山区域多处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然而，由于该区域处于中国西南边陲的边远地区，因而长期以来得不到中央王朝的重视，直到明永乐年间才纳入中央王朝的辖制。然而也正是这一特殊地理位置，以及山高谷深、交通闭塞的环境，孕育和积淀了该区域独特的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如医易文化（例如：麻福昌之“梵净药韵：天造地设梵净山，梵天净土自不凡。法天则地修善念，不药而愈自然安。天造地设梵净库，梵天净土妙药出，抢救保护中发展，发展抢救中保护”便是其写照之一）、苗族文化、土家族文化、侗族文化等。 
    明清时期，随着梵净山区域“改土归流”和中原文化向西南推进，易学在梵净山区域一度兴起，涌现出了如孙应鳌、李渭、阴旭、戴世翰等一大批易学专家和学者，形成了大量的文献古籍和独具特色的易文化财富，同时，也形成了梵净山区域文化史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易学这门“帝王之学”之所以能在偏远的梵净山区域兴起，不仅有着深远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也有着深远的人文原因。
    一、梵净山区域明清时期易学的兴起，主要人物及其成果、观点，梵净山区域易学的特点
    据《思南府志》记载：1429－1534年，思南府乡举以、《易》、《礼记》、《诗》、《书》、《乐》、《春秋》六经中式者有22人，其中，以《易》中式的人有11人，占比达50%。分别是：田显宗，水德江人，成化七年（1471）以《易》中式，任四川彭山县知县；石泉，印江县人，成化十六年（1480）以《易》中式，累官国子助教，升云南弥勒州牧；吴溥，印江县人，成化十九年（1483）以《易》中式，请如中州制，后为大邑令；周邦，蛮夷司人，成化二十二年（1486）以《易》中式，由知县升任云南广西府通判；田谷，水德司人，年十九领乡荐，性方严，精易学。授新津尹，升曲靖府通判；吴孟旸，正德五年（1510）以易中式，授新繁教谕，升铜梁尹；任相，印江县人，正德八年（1513）以《易》中式，任四川南溪县知县；晏应魁，蛮夷司人，嘉庆七年（1528）以《易》中式；戴廷詔，印江人，由铜仁学，嘉庆七年1528）以《易》中式；田时中，秋子。嘉庆十三年1534）以《易》中式；李渭，水德司人，嘉庆十三年1534）以《易》中式；田时雍，谷子。嘉庆十三年1534）以《易》中式；敖宗庆，水德司人，嘉庆十三年1534）以《易》中式。可见，在当时思南府的文化研究中，《易经》研究的成就尤其突出，在中式人中一半以上的人均是通过学习研究《易经》中式。
    据《铜仁府志》记载：“先儒王柏，宋庆元三年生，咸淳十年座，年七十八，国朝雍正二年，礼臣议曰：柏为何基弟子，极注点校《四书》，《  鉴纲目》最为精密，推《明何图》，《八卦》、《洛书》九畴之旨，长点正《诗书》，《春秋》，《大学》，《中庸》等书，所著有《读易记》等单十种，余八万言皆阐发濂洛精义渊源道学。”另据《铜仁府志》记载，铜仁府当时设有“阴阳学正术”一人，专门从事易经占卜。“按旧志：铜仁府阴阳学正术一人，秩从九品。大清会典：凡阴阳家由直省有司官择明习术数者，申督抚咨部给札为阴阳学，府州县各一人，府曰正术，州曰典术，县曰训术，以辖曰者形家之属，禁其幻妄惑民。郡邑有大典礼，大兴作卜日，候时用之。”可见，在明清时期，梵净山区域的易学研究氛围十分浓厚，不仅涌现出了大量的易学学者，而且易经占卜还是朝庭规定的一项行政制度，占卜之风在该区域十分盛行。
    梵净山区域明清时期比较著名的易学学者主要有孙应鳌、李渭、阴旭、李之旸、戴世翰、洪其绅等，比如明代的孙应鳌（凯里炉山镇人，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之冠，历任户部给事中、刑部给事中、佥都御使、大理卿、刑部右侍郎、南工部尚书等职）著有《淮海易谈》、李渭（思南人，官至云南左参政，著《易问》，王阳明三大弟子之一，思南理学之宗）、阴旭（思南府安化县人，著《读易应蒙》）等，清代的李之旸（思南人）、戴世翰（铜仁人，著《易艺》）、洪其绅（玉屏人）等。此外，还有胡定之（黎平人）、艾茂（麻哈人）、傅龙光（瓮安人）、傅玉书（瓮安人）、商家鲲（瓮安人）等。明代，梵净山区域的思南府，是五大王学（王阳明）重镇（龙场、贵阳、思南、清平、都匀）之一。思南之所以成为五大王学重镇，不仅因为其王学研究突出，而且还归因于在研究王学之心性易学方面也比较突出。
    孙应鳌(公元1527-1584年)，字山甫，号淮海，谥文恭，贵州清平（今凯里炉山镇）人，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之冠”。历任户部给事中、刑部给事中、佥都御使、大理卿、礼部经筵讲官、国子监祭酒、刑部右侍郎、南工部尚书等职。与当时江西的罗汝芳、四川的赵贞吉、湖北的耿定理一起被时人赞为心学四大名士。孙应鳌师从徐樾，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其代表作《淮海易谈》，共4卷。他的易学观点主要有：一是认为《易》是著天地万物之理，著万物之理以明人心。认为古人著《易》是为了告知人们天地万物存在和运动变化的道理，但是对于天地万物之理的明了，关键在于人心的理解。二是认为易理即是吾心，吾心即是易理。三是认为《论语》“孔子五十以学《易》”一章，何晏、朱熹之说均不足训。
    李渭：字缇之，号同野，思南人。王阳明再传弟子，师从将信，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中举，先后任四川华阳知县、安徽和州知州、广东高州府同知和韶州府知府，后升广东副使等职。隆庆年间升云南左参政，未久辞官还乡。李渭回乡20年，建立书院，开一方学风，在思南“为仁书院”和城外“点易洞”（《道光思南府志》：“点易洞：城西小岩门左，郡人李渭讲《易》其中”。另据笔者2013年12月28日到思南“小岩关”处考证，“点易洞”遗址保存尚好。）讲授理学和《易经》，从者如流。培养出了著名的弟子群体：李渭三子（李廷谦、李廷言、李廷鼎）、思南三贤（罗国贤、罗廷贤、罗明贤）、冉宗孔、胡学礼、萧重望、田惟安、熊时宪、安岱、李宗尧、赖嘉谟（江西人）、徐云（江西人）等。其中，李渭三子继承父业，著书立说，传教一方。清代郡人符克闾对李渭十分敬佩，他在《点易岩－怀大参同野先生》一诗中写道：“兹岩实幽峭，昔贤存遗迹。河洛泄元机，羲文衍道脉。怀人千载前，嗜古久成癖。剥复参阴阳，乾坤究翕辟。昭然与目谋，灿若从心适。石镜照韦编，兀坐云生席。得意几忘言，深山常蓦蓦。同野古达人，点易丹霞谷。河洛阐图书，苍茫满心目。念兹翕辟门，俱是乾坤屋。象爻幽且深，观玩往而复。寄语此山灵，我将歌伐木。览胜求前贤，嗜古深山曲。邈矣结天根，悠然探月窟。不知太极前，谁剖九与六。羲文虽已远，河洛宛如掬。安得会心人，传声在深谷。”（《思南府志》第454页）。《易问》是李渭的代表作，由于失传，难以管窥其易学观点。但据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章（江西人）之《李渭传》记载：李渭曾“自问曰‘如何是本心’”、“本心是如何”，同时，李渭是王阳明的三大弟子之一，贵州巡抚郭子章在其著作《黔记》之《乡贤传》中称李渭是贵州“理学三先生”之一，其易学思想必然受王阳明的心性易影响，由此可以推测其易学观点应在心性易、理学易范畴。
    戴世翰：《铜仁府志》记载：戴世翰，字廷魁，号西园，学者称西园先生，少贫苦，无力就外傅，然绝慧，每过乡塾，闻读书声，尝窃听之，即能通解大意。师与语，奇之，令从己游，不责  脯。期年读竟四子，毛诗诸书。出笔为文，有雄直气，老宿皆以为弗及。年十五应童试，隶八人中为弟子员，旋食禀饩。道光乙酉科，充县学拔贡生廷试二等遥教职用。甲辰恩科领乡荐，年已五十矣。两试春官，报罢，遂绝意进取，壹志著述，其学以汉儒为宗，而於心性之学，则确守程朱。数十年所殚精竭虑者，惟在于《易》。尝曰：“六十四卦，参五错综，皆言日月之出没也。而于九卦十卦定其位，三百八十四爻动变往来，皆言日月之进退也。而于七爻十一爻示其端，其示人以握易之要，则归于大有之上爻；其示人以学易之门，则归于咸之四爻；其言日月之消息，则归于乾往通坤，坤来合乾，出入乎震巽，成为既济定，此立说之大纲也。”著有《易图说》、《易通经》、《易通史》、《算经》及《易中庸注》、《庄子注》等书，未梓。今所刊行者，仅《易艺》四卷，非全书也。主书院讲席九年，多所成就，年八十卒。教授胡长新挽以句云：“忆卅年秋试棘闱，覩五策千言宿学，早钦乡祭酒。刚七日春回黍谷，憗八旬一老高风，顿失鲁灵光。”子四：“应铨辛酉拔贡，应铣廪生，应铸岁贡，应镕庠生，皆有文名。”综上，从戴世翰经常说的话和其《易艺》可以看出，他的主要易学观点：一是认为《易经》是关于日月出没变化之书，学习易经的要领是“大有”卦的上爻辞：“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即要有天性，要有悟性，要有客观思维方法；二是认为学习易经之门是咸卦之四爻辞：“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即学习易经的窍门是大家一起思考，一起探讨，集思广议，共同研究；三是认为易经学说的大纲是乾、坤、震、巽、既济五个卦，因为这五个卦阐述了日月出没、进出和完成之义。
    胡汧，黎平人，著《学易确然录》四卷。其主要观点：一是重视易占。认为《易》是四圣的心血结晶，传至宋代，邵康节作《易传》，朱熹作《本义》，观象玩占，给人开了易学眼界。但到了明清，很多易学版本删去了易占部分，直填“君道”、“臣道”的话头，使易失去了鲜活成份。二是认为有“易占”才有“易”博大的境界。认为《易》无所不包，只要易占能自圆其说，符合《易传》《本义》的卦理，《易》有境界才博而大。三是重视易经的客观思维，主张恢复“易经”的本来面目，反对在易经中过多的融入儒家“君臣”之类文化，反对过多的主观思维和理思维、心思维。
    艾茂，麻哈人（今麻江），著有《易经人道集义》。其主要学术观点：一是认为《易经》是阐述运动变化的学问。认为易经通过爻彖象阐述天地万物鬼神的运动变化之理，因此被列为五经之首。二是认为易经与人息息相关，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十分重要，人一刻也不能分离。他认为《易》是不可须臾离的，“六合之远，一身之近；瞬息之倾，动静之交。象义时用，无乎不有”。他集十年的教学心得和讲稿，集成《易经人道集》一书。三是主张“天道”、“地道”、“人道”的融合，以天地之道阐述“人道”，将天地之规律用于指导人类的行为，主张“天人合一”、“天地人”和谐发展。
    综上所述，梵净山区域易学主要有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梵净山区域易学主要是心性易学，具有明显的王阳明心学特征和儒学特征。属于程朱义理易学中的王阳明心性易学派。心性易学派属于义理易学的一个流派，这个流派既有义理易学的相同之处，也有与义理易学不同的地方。心性易学派不仅与义理易学派一样，反对象数派的繁琐，训诂考据派的训诂，而且主要以人心、人的精神和道德意识来解释易理（宇宙的原理），这与程朱理学派强调天理为事物之所以然的易学哲学有所不同。
    第二，梵净山区域易学强调从心学的角度去解释《周易》的内容，不拘于传统的训律，不唯书本，随己发挥。
    第三，梵净山区域易学既强调主观思维、理思维、心思维和哲学思维，同时也强调客观思维，强调易经的技术运用。强调易经是关于日月出没变化、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科学；强调学习易经要有悟性，要掌握好学习方法；强调易占的重要性，重视易学的本体即占筮，重视易经的运用性，重视易经的哲学智慧和技术运用的统一，重视易学的主客观相统一。
    第四，梵净山区域易学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包容性、本土性、民族性和融合性。该区域易学不仅有机地融合了区域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比如苗族的鸡卜、巫卜等，具有明显的本土和民族性向特征，而且有机地融合了佛道儒文化，具有明显的融合性特征，比如，道士讲易、易与佛道儒文化载体共存、研究和运用相互渗透等。
    第五，梵净山区域易学具有明显的科举性。该区域的士人通过学习易经，并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并且在研习“六经”上尤以易学胜出，在中式人中也尤以易学中式者居多。
    二、梵净山区域明清时期易学兴起的原因
    梵净山区域明清时期易学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其地理位置的原因，也有政治、交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原因。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梵净山区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孕育了特殊的具有典型融合性特征的区域历史文化，为明清时期易学兴起奠定了文化基础
梵净山区域地处黔湘渝三省市结合部，武陵山区腹地，在历史上处于中国中原通往西南、北部通往南部的重要咽喉地带，是中原西进云贵的通道，是中国西南地区连接中部和东部的纽带，是贵州距中原最近的地方，素有“黔东门户”之称。梵净山区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乌江、锦江等水运之便，是贵州历史上开化较早的地区之一，也是贵州最早接触中原文明、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的地区之一。中原文明、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在这里与本土文化相互交融，释、道、儒文化在这里与本土傩巫文化相融相嵌，孕育出了梵净山区域具有典型融合特征的独特的区域文化。
    梵净山区域的铜仁，起初是“铜人”，后来改为“铜仁”。据铜仁名称来源考证，明嘉靖《思南府志》载：“府江上流五千里，从播州石阡二水合流处，地名铜壶嘴，寺址尚存，相传寺有铜像7躯，重各千余斤，忽亡去其三躯至铜仁府，现境以为祥，因以名府。”另外，相传元代，有渔人在锦江大小江汇合处铜崖下拾得释道儒三尊铜像，因此而得名。铜仁这一名称来源不仅体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而且也体现了易经“天地人”三才文化内涵。“仁”字不仅是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而且“仁”字右边上面一横代表天，下面一横代表地，左边一人顶天立地。
    梵净山区域是贵州民族文化最悠久和丰富的区域之一。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全省有49个少数民族，世居少数民族17个。而梵净山区域是贵州少数民族聚居的一年重要区域，境内主要少数民族有苗族、土家族、侗族，均是贵州人口超百万的少数民族。苗族是蚩尤的后代，蚩尤是上古时期我国黄河以南九黎族的首领，公元前2676年，蚩尤被炎黄联军打败后，九黎族的主要支系沿武陵山脉向西南方向迁居，其后代主要居住在湖南湘西、贵州铜仁市和黔东南一带。在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境内有座建于明代的“苗王城”，是西南地区苗族留存至今唯一一座保存得较好的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建筑为一体的古苗寨。梵净山区域的民族文化十分丰富，除了民族建筑、民族语言、民族服饰、民族风俗外，还有独特的有苗巫文化、傩文化、花灯文化、哭嫁文化等。
    梵净山区域是贵州最早传入儒教文化的区域之一。梵净山区域的鸾塘书院是贵州历史上最早的书院之一。据《思南府志》记载：“沿河建书院始于宋代，主受《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习‘八股文’。主持人称山长，就读者分内外生童，一般每月集中两次上课，其余由生童个人攻读，经费由田租收入和捐款支付。宋绍兴年间（1130－1162年），在城东25公里建鸾塘书院，清康熙癸酉（公元1639年）举人朱可熹、朱可颐兄弟就读于此。清雍正年间(公元1723－1755年) 废，石碑尚存，为贵州最早的书院之一。”
    梵净山区域是贵州最早传入道教文化的区域之一。印江县的“三清观”是贵州境内最早的道观。宋朝初年，道教传入贵州，明清时期发展较快。宋代，贵州印江、铜仁等地属四川夔州路，而四川为道教发祥地，宋时道教已遍布全境，梵净山区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四川联系密切，四川道士有云游贵州者。宋代道教繁盛的江西、四川等地还不断移民到贵州。《贵州通志•宦迹志》称：“宋以后，汉族流寓频繁，时势所趋，不得不辟为疆土。”水路交通发达，是道教渗入和发展的另一原因。铜仁有辰水（今锦江），可达湖南沅江；印江、思南等县均可由乌江抵川东长江重要码头涪陵。水运及商业发展，为道教传播和宫观兴建提供了经济条件。宋代，德江建有洞佛寺（神仙洞）。宋乾德间（963－968年）印江县建“三清观”。嘉靖《贵州通志》载：“宋开宝（968－976年）间，铜仁瓮篷寨人杨再从，崇尚修炼”。《松桃厅志》载：“天龙相公即杨再从，幼好道术，袭平头司长官，觐归旋殁，葬正大营将军山，屡著灵异，至今土人虔祀之。”光绪《铜仁府志》载：“回龙寺，在便水门外，祀天龙相公。按：神姓杨，名再从，……”据《乾隆通志》载： 
陈致虚，号观吾，一号紫霄上阳子，曾到思南。著有《周易参同契分章注》、《上阳子金丹大要》等。道教传入梵净区域后，迅速与当地民俗和民间宗教结合，扩大了发展空间。道教正一派流传很广，与民俗关系极为密切。其中尤以对傩坛的渗透更甚。傩坛脱胎于古老的傩祭活动，在发展中逐渐融入巫、道、儒、释的内容。梵净山区域傩坛，大多打出道教的旗号，声称自已是玉皇门下弟子。梵净山一带，主要有茅山教派、师娘教派、梅山教派。
    梵净山区域是贵州最早传入佛教文化的区域之一。佛教传入梵净山区域，始于唐，扩展于宋元，盛于明清。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以后，梵净山佛教进入鼎盛时期。梵净山的佛教文化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主供奉“未来佛”。弥勒信仰是梵净山佛教文化的基础，梵净山也因此成为中国的第五大佛教名山；二是佛教文化载体数量大。四大皇庵四十八脚庵，广泛分布在梵净山区域，呈众星拱月之状，寺庙僧侣众多；三是规格高。先后六次得到朝廷的敕封。第一次是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敕封土城忠胜院（《思南府志》记载为中胜院）；第二次是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敕封集福院；第三次是是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敕封梵净山重建金顶；第四次是清康熙年间敕封天庆寺；第五次是道光年间敕赐承恩寺；第六次是光绪年间敕赐隆参和尚为“五属都纲”。四是融合了历史政治文化。明末清初，中原战乱，很多高僧大德和明末官员聚集和隐居在梵净山区域的寺庙中，如南明兵部尚书吕大器先后到松桃的水月庵和思南的华严寺居住。五是在民间影响大，香火旺。据梵净山《下茶殿碑》记载：“数百年进香男妇，时往时来，若城市然。”据光绪《铜仁府志·卷之九·杂记》记载：“佞佛者朝谒名山，号称进香。往往结党成群，携老扶幼，此风他省亦间有之，近日惟吾铜尤盛。其间以六月朔为始，于月终为止，倡首者谓之香头，先日敛钱制黄旗一方，或百人，或数十人为一队，导之以旗，每人身背黄袱，乌乌唱佛歌，前呼后应，举国若狂。”
    二、梵净山区域是贵州开省的源头，明代中央王朝在贵州建省，为梵净山区域明清时期易学兴起创造了政治条件
    在1413年以前，贵州这片土地分属于湖广、四川、云南三省管辖，被视为三省的“边荒之地”、“边角废料”。当时这片土地由大小百余个土司统治，其中最大的是安、宋、田、杨四大土司（即贵州宣慰司、思州宣慰司、思南宣慰司和播州宣慰司）。尽管这四大土司在元末明初都先后“归附”了明朝中央政府，但尚未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明永乐九年（1411），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和思州宣慰使田琛为争夺梵净山区域铜仁、万山一带的“砂坑”（朱砂矿井）而爆发战争，史称“砂坑之战”。明成祖朱棣乘机以“思州、思南苦田氏久矣，不可以令遗孽复踵为乱”为理由，派镇远候顾成率5万精兵镇压，平息了“砂坑之战”，并处死了田宗鼎和田琛。明永乐十一年（1413），朱棣宣布废除思南、思州两大土司，在其所辖地域设置铜仁、思南等八府，由中央直接派流官治理，并在贵州建立“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十三布政司），开始在贵州地区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自此，贵州从湖广、四川、云南三省界脱颖而出，成为了独立的省一级行政单位，即明朝的第十三个行省，揭开了贵州历史的新篇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贵州开省在明朝，而开省的源头在东部的梵净山区域。不仅如此，贵州建省后，中原文化迅速大规模地自东部的梵净山区域不断地向贵州腹地传播，梵净山区域也因此成为贵州历史上最先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区域。在大量传入的中原文化中，除了儒学、道学（印江“三清观”是贵州最早的道观）等传统文化外，还包括博大精深的易经文化，这为梵净山区域易学的兴起在客观上创造了文化条件。
   （三）王阳明等被贬谪官宦和流放文人入黔，以及梵净山区域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为梵净山区域明清时期易学兴起带来了直接动因
    贵州开省后，随着大修驿道、改善交通，以及实施军屯制和大量汉族移民的涌入，一大批如王阳明等被贬谪官宦和流放文人也随之进入贵州。这些流放到贵州的官人和文人对贵州文化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时为朝庭兵部主事的王阳明被贬谪到贵州龙场（修文）做驿丞。王阳明到贵州后潜心悟道、研究易学，广设书院，大兴讲学，广传弟子，大兴科举考试，培养人才，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国学”、“理学”、“心学”、“王学”、“易学”之风。王阳明刚到贵州时，贵州只有铜仁“铜江书院”、贵阳“文明书院”两所书院。王阳明之后，黔籍弟子不断兴建书院，至明末130余年间，贵州书院增加到近30所，其中梵净山区域就多达10多所，如思南府的“斗坤书院”、“为仁书院”、“中和书院”、“凤风书院”、“德江书院”、“文思书院”等；铜仁府的“铜江书院”等。这些书院的设立，使贵州“黔俗丕变”、“夷俗已变，文教大兴”，使贵州民风、学风为之大变。贵州士人不再安于土俗，他们潜心向学，人才蔚然兴起。据相关文献统计，王明明之前贵州100年间（1408－1508），贵州附试云南或湖广，中举者从1人逐渐增加到10余人。而王阳明讲学“文明书院”的当年（1509），贵州中举者就骤然增加到21人。嘉庆16年（1537），贵州首次单独开科考试，定名额为25人，此后逐年从每科25人增加到40人（1621年）。在明代贵州1720余名举人中，王阳明之前100余年仅有350余人，王阳明之后100余年有1360余人，增加到约4倍。对此，民国学者杨恩元说：“（贵州）人才极盛，实在明中叶以后。”
    王阳明在贵州开启的“王学” ，其重要内涵是心性易学，“王学”又称“心学”即“良知学”，“良知便是易”。此外，王阳明还将自己在龙场居住的山洞取名为“玩易窝”，并著有《玩易窝记》、《读易诗》等。在《玩易窝记》中，王阳明写道：“阳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窝而读《易》其间。” 在《读易诗》中，王阳明写道：“瞑坐玩羲《易》，洗心见微奥。乃知先天翁，画画有至教。”
    随着“王学”的兴起，同时也带来了贵州易学和梵净山区域易学的兴起。明清时期是贵州和梵净山区域文化史上空前繁荣的一个时代。这个时期，贵州和梵净山区域涌现了一大批研究《周易》的学者。据统计，明清时期贵州易学著作达43部之多，其中梵净山区域多达  部。明代正统、景泰年间贵阳人易贵的《易经直指》，首开明代研易之风，其后思南人李渭的《易问》、思南府安化县人阴旭的《读易应蒙》、凯里炉山镇人孙应鳌的《淮海易谈》问世，推动了贵州易学和梵净山区域易学的勃兴。进入清代，安平（平坝）人陈法的《易笺》、铜仁人戴世翰的《易艺》、麻哈（麻江）人艾茂的《易经人道集义》、黎平人胡秦川的《学易确然录》、遵义肖光远的《周易属辞》、《易字便蒙》等易学大师的著作，掀起了贵州和梵净山区域研究易经的高潮，形成了相对于“中原易学”不同风格的、本土化的、独特的“贵州易学”和“梵净山区域易学”。
   （四）明清时期梵净山区域的执政者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为梵净山区域明清时期易学兴起带来了政治保障
    1、官吏、名儒积极向朝庭建议开科办学
    思南府名儒田秋等积极向朝庭建议开科考试。据《思南府志》记载，郡人田秋在“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中写道：“臣秋，原籍贵州思南府人。窃惟国家取士，于两京十二省各设乡试科场。以抡选俊才，登之礼部，为之会试，然后进于大廷，命以官职，真得成周乡举里选之遗意，所以人才辈出，视古最盛，以此也。惟贵州一省，远在西南，未曾设有乡试科场，止附云南布政司科……臣愚以为开科盛举，正有待于今日……旧额二省共取五十五名，云南三十四名，贵州二十一名。臣请开科之后，二省各于旧额之上量增数名，以风励远人，使知激劝，则远方幸甚。”（《思南府志》第349页）。
     另据《思南府志》“学校门”记载（第220页）：“郡自明永乐十一年（1413）改宣慰设府，建学置弟子员，府学最先。次婺川学，请于嘉靖时郡人给谏田公西麓，成于郡人中丞敖公梅坡。次印江学，请于万历时郡人都御史肖公剑斗。次安化学，请于国朝康熙三十二年(1693)贵州巡抚田公雯。先是安、印、婺三属皆附府也。”此外，田雯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向朝庭请建安化学，修举学制(“请建安化学疏”（《思南府志》第351页）。田秋“请建婺川印江学疏” （《思南府志》第369页）。王燕“请添设学校以宏教化疏” （《思南府志》第370页）。
     据《铜仁府志》“建修书院记此记宜列武庙顾碑后” 记载：“铜仁之设郡也，肇自明永乐十一年，贤太守如林大黼郑应麟张祜清诸公，先后济美，置课士田数处，铜之人士得所师从，学益精进，掇巍科登黄甲者，时有其人。”（第353页）《铜仁府志》“劝移书院引”记载：“郡有铜江书院，岁时课士其中，考书院之设，肇自前明太守林公大黼 ，郑公应麟，张公祐清，后先济美，置课士田，并构屋数楹以培养人材，开其先也。”（第363页）。张  ，《劝修府学署引》记载：“兹公议建府学舍以全美举。”（第363页）
    2、官吏、名儒积极捐资办学
    据《思南府志》“学校志”记载（第514页）：“思南学校，详载旧志。书院原有六所，咸丰丁巳（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白号倡乱城陷，堂舍皆为灰尽。光绪五年己卯，知府蒲荫枚集资重修凤冈书院，工竣更名凤仪。地址在城东府文庙侧遵化门城隅，局势宏敝。旋得贵州巡抚岑毓英捐银一千两，四川总督丁宝桢捐银二千两，新置田产作每年束脩膏火之资。后由翰林院侍读程棫林捐银一千两置田补助。”
    三、梵净山区域明清时期易学研究对该区域带来的影响
梵净山区域明清时期易学兴起，对梵净山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首先，梵净山区域明清时期易学兴起，在政治上，促进了该区域的教化，促进了该区域“广教化，变土俗，使之同于中国”，促进了该区域“改土归流”，纳入中央政府辖制。同时，也为“改土归流”继续向贵州腹地推进发挥了促进作用。易经在这方面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其良好的思想体系和哲学理论来实现的。通过易经的统一、和谐、文明等思想，促进政治上的统一。
    其次，梵净山区域明清时期易学兴起，在文化上，促进了本土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融合，促进了该区域移风易俗和文明进步，“夷俗已变，文教大兴”，“黔俗丕变”。为该区域兴办学校、开科考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使少数民族弟子也能得到官学教育，并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使该区域的文明程度得到大大提升。该区域的士人不再安于土俗，他们潜心向学，人才蔚然兴起。同时，梵净山区域明清时期易学兴起，为中原文化继续向西推进、贵州改土归流、民族团结融合、释道儒文化传播等，带来了积极的促时作用。
    第三，梵净山区域明清时期易学兴起，促进了该区域的交通建设和经济发展。随着易学和文化的兴起与繁荣，中央政府在该区域大建交通，广设驿站，不断推进民屯、军屯和商屯，促进了中西部的经济文化交流，进而也带来了该区域交通和经济的发展。
    第四，梵净山区域明清时期易学兴起，为该区域积淀了厚实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文化，为该区域后来成为贵州重要的文化区域提供了有力支持。境内的思南县成为贵州省的文化大县，印江县成为“中国书法之乡”，玉屏县成为“中国萧笛之乡”，梵净山成为中国第五大佛教名山，铜仁成为“中国西部名城”。
    第五，梵净山区域明清时期易学兴起，为该区域易经文化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明清以后，该区域涌现了许多易学专家和学者，当今贵州省易经研究会的会长麻福昌教授、执行会长黎斌和相当一部分易学专家均土生土长在梵净山区域。麻福昌教授是贵州省易经研究会、中国周易学会创始人之一，在八十年代就出版了自己的易学专著。黎斌同志在三十多年的易学研究中独创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理论架构，形成了“黎氏多维易”学派，在国际上影响较大。目前该区域已成为中国易经文化的重点区域，未来这一区域的易学发展潜力巨大。
    第六，梵净山区域明清时期易学兴起，为该区域当今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积淀了丰厚的传统文化，为该区域当今和未来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养分和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1、《贵州通志·艺文志》，黄永堂点校，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一版。
2、《思南府·县志》，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91年4月。
3、《铜仁府志》
4、《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
http://www.cnyijing.org
http://www.cnyiji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