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在21 世纪中国发展的一项成果(第一篇)|贵州省易经研究会

21世纪易经在中国发展的一项伟大成果
——制约逻辑及其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理论研究
         贵州大学老科协基础与人文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
        贵州大学、贵州人民武装学院教授龚启荣
         国际符号逻辑协会会员、贵州制约逻辑学会理事长
        贵州省易经研究会会长麻福昌教授在给贵州制约逻辑学会2011年“实践科学发展观，发展客体逻辑学”高层次专题研讨会的贺信中说，“中国制约逻辑理论作为人工智能的科学理论，是人类智慧发展的产物。中国易经是人类生成发展的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制约逻辑研究的制约关系与易经研究的天地人的和谐统一的制约关系，不能够说是没有缘分的。她们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纪的，同样都属于全人类！”易经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根。21 世纪中国的崛起，正在彰显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层结构。制约逻辑及其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理论研究就是这个深层结构上的一个节点；可以说，制约逻辑及其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理论是易经在21 世纪中国发展的一项伟大成果。
        它属于中华民族，当然也属于全人类。
        我们研究的逻辑科学，最早称“制约逻辑”，后来又称“当代形式逻辑”，“客体说形式逻辑”、“客体逻辑”。由北京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林邦瑾教授创立，专著《制约逻辑》（林邦瑾著）一书于1985 年出版，正式公诸于世，迄今26 年。26 年来有很大发展，相继在贵州、北京出版了《制约逻辑导论》（贵州人民出版社）、《形式逻辑客体说导论》（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当代形式逻辑引论》（教育部课题的中期成果，电子工业出版社）、《当代形式逻辑及其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理论研究》（教育部课题的最终成果，电子工业出版社）、《客体逻辑导论》（人民日报出版社）等多部著作；在国内外发表300多篇论文，其中有6 篇论文在国际最高规格的逻辑组织国际符号逻辑协会的杂志《符号逻辑杂志》、《符号逻辑会刊》上发表。几十年来，大陆学者在《符号逻辑杂志》、《符号逻辑会刊》上发表的论文屈指可数——加起来不过10多篇。1991 年，贵州制约逻辑学会会员在国际最高规格逻辑会议“第九届国际逻辑、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研讨会”论文集（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出版社）发表论文15 篇，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影响——制约逻辑从此蜚声国内外！
        感谢贵州省易经研究会对自己祖国的、自己民族的研究成果的厚爱，我们应贵州省易经研究会的盛情邀请，借贵州省易经研究会网站这个现代化平台，将我们制约逻辑学派的研究成果（有的是教育部立项资助项目，有的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立项资助项目，）推介给对此感兴趣的读者。
        我们将以系列论文的形式推介。下面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制约逻辑的定义及其它》。

第一篇
     制约逻辑的定义及其它
             龚启荣（贵州大学（北区），贵阳市花溪区550025）
一、导言
       事实上，逻辑学从其诞生之日起从来就没有研究过人类的思维！
让人迷惑不解的是，亚里士多德自己认为人的思维是在心脏里进行的，可是后来几乎所有逻辑学论著却硬要说亚里士多德逻辑研究的是思维的逻辑形式（结构）和逻辑规律！我们为此思考了几十年，始终无法理解其中之奥妙。
美国科学院院士、当代最具影响的以研究语言哲学问题著称的分析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Searle）在其讲演稿《心、脑与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年版）中忠实于客观事实地说：“关于人脑的功能我们所知甚少，而基于这种无知上的某些理论的矜夸造作又是如此之多。”他引用了美国神经生理学家戴维·休伯（David Hubel）在1978 年说的一段话：“我们关于脑的知识处于一种极其初级程度。尽管对一些领域我们已经提出了某种功能的概念，然而其他方面，就掌握的程度而言，我们的认识几乎相当于尚未知道心脏有泵血功能时对心脏的认识水平。”迄今，人类对自己大脑思维的形式结构和规律几乎一无所知！这是胜于雄辩的铁的事实。
        逻辑科学——从先贤韩非子、墨子、亚里士多德开始，始终在事实上研究的是客观世界的逻辑结构和客观世界的逻辑规律！只不过，制约逻辑以前的研究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
       为了能严格清晰地给出制约逻辑的定义，我们需先讨论四个问题：第一，传统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第二，研究制约逻辑的目标；第三，制约逻辑的研究领域、哲学思想和理论观点；第四，制约逻辑语义学、语构学和语用学。
二、传统形式逻辑与数理逻辑
        传统的形式逻辑（简称传统逻辑）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公元前322）至今，已有两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充分条件关系（简称条件关系）作为逻辑关系是传统逻辑的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并在事实上构成了传统逻辑体系的理论核心—— 每一个传统的推理格式的前件（又称前提）事实上都是后件（又称结论）的逻辑的充分条件。众所周知，条件关系不是真值函数关系。故而，条件命题（亦称假言命题）的真假不取决于其前、后件的真假，而取决于这之间是否存在条件关系。因此，条件命题的真值与其前、后件的真值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函数关系。事情甚至是，条件命题的真假必须在无需依据其前、后件的真假的情况下确定，而作为真值函数的纯真值复合命题（如蕴涵命题）的真假却完全取决于支命题的真假。所以，传统逻辑中的条件命题里的结联词“如果，那么”（或者“若，则”）不是数理逻辑中的纯真值联结词实质蕴涵（简称为蕴涵）。正由于此，传统逻辑始终在事实上把建立在条件关系上的推理格式当做人类认识世界的从已有知识获取新知识的工具。这种关于研究推理格式的深刻正确的主导思想，在传统逻辑中随处可见。我们从金岳霖等同志著的《逻辑通俗读本》（中國青年出版社，1962 年）中引用几条在传统逻辑的范围内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论述：
     “推理是从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判断得出一个新判断的思维过程”。
    “推理的功用就在于帮助我们从已经有的知识推出新的知识来。”
     “论证还有一种错误，叫做循环论证”。
        传统逻辑不仅为了让推理在事实上能出新知而在理论上坚持论证不许循环，而且还在实际上把这个深刻正确的理论观点贯彻到命题逻辑和名词逻辑的推理格式中去。事实上，传统逻辑揭举的大多数推理格式都可以用来做不循环从而能出新知的论证。然而，数理逻辑的纯真值联结词却只抽取了出现
在推理式中的命题与命题之间的真值函数关系，舍弃了此外的真正的逻辑关系，从而和传统逻辑要求推理的结论对前提来说必须是新知的这种主导思想相抵触。最早系统地向我国介绍数理逻辑的金岳霖同志在70 年前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
      “‘推论’二字在传统逻辑似有由已知到未知的意义，在现代的符号或数理逻辑，‘推论’无此意义”。
      “在数理逻辑由‘赵云姓赵，赵云姓赵’这一命题可以推论到‘赵云赵’，可是这种推论没有以上的意义”。（金岳霖：《逻辑》，商务印书馆1937 年版，第162—163 页）可见，从主导思想上说，传统逻辑和数理逻辑殊异。因此，尽管数理逻辑在产生和成长的过程中广泛地运用传统的形式逻辑，然而，两个演算并非传统的形式逻辑的发展，当然也不是什么现代的形式逻辑。
        虽然人们都清楚条件关系并非真值函数，可是，条件关系的逻辑含义究竟是什么，直到如今还不曾彻底弄清（譬如说，不容易说清楚B 究竟是不是“如果A，那么A 并且B”的充分条件）。这就是说，对于传统逻辑来说至关紧要的逻辑关系条件关系，迄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确切的定义，也没有一项能行的鉴别方法。于是，这种原本应由逻辑科学研究的条件关系的逻辑含义就理所当然地被视做逻辑外的“具体内容”，从而被推拒于数理逻辑的门外；而纯真值的实质蕴涵则乘虚而入，企图名正言顺地取而代之。
时至今日，一方面坚持传统逻辑的深刻正确的主导思想，一方面又借鉴数理逻辑的严格精密的演算技巧，充分条件关系的逻辑含义是完全可以刻画清楚的。然而，当我们回顾历史时，三百年前，或者一百四十年前，草创数理逻辑的数学家们只有舍弃包含在条件关系中的在当时不可能弄清楚的逻辑含义这个沉重的负担，数理逻辑才能在按照弗雷格原理构造的纯真值复合命（即真值函数）这种轻装下起飞。这种历史现象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值得赞颂的。正由于此，轻装起飞的数理逻辑就象展翅的鲲鹏，扶摇直上。倘若当初的数学家们迂腐地背负着条件关系的谁也说不清楚的逻辑含义起程，那末，数理逻辑就不可能获得如今已经取得的长足进展，而那未说清楚的条件关系的逻辑含义也许就会永远说不清楚。这就是说，为了能够终于去确切地揭举条件关系的逻辑含义并让传统形式逻辑获得充分的发展，人们不得不先去构造彻底抛弃这个逻辑含义因而成为数学的一个分支的数理逻辑。
这种欲擒故纵的曲折过程也许可以算做是人类知识发展的辩证法。
        虽然数学家们在缔造数理逻辑时心存通过用数学方法处理数学中的逻辑问题来发展逻辑科学的愿望，虽然数理逻辑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始终都借助于传统形式逻辑，在研究数理逻辑的元逻辑问题时以传统形式逻辑为元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数理逻辑的辉煌成果又将回过头来为传统形式逻辑的充分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数学方法，但是，这两门都称为“××逻辑”的学科由于性质的不同仍然具有原则的区别：数理逻辑事实上是离散的基础数学或者基础的离散数学，可是，传统形式逻辑却始终事实上是不同于数学的名副其实的真正的逻辑科学。我们这里说的是事实，尽管有人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三、研究制约逻辑的目标
（一）探讨具有当代科学水准的当代逻辑科学
        作为真正的逻辑科学的传统逻辑源远流长，具有始终深深地植根于和自然语言形影不离的普通逻辑思维实际、在理论上坚持论证不许循环等深刻正确的主导思想，向人类认识提供效能卓著的从已知获取新知的工具。可是，尽管如此，从运用清晰的符号体系和严密的推演技巧上说，传统逻辑却又显得陈旧简陋，加上若干世纪特别是近半个世纪来各种历史迷雾的干扰和污染，导致目前国内外流行的上千种传统逻辑读本皆存在使其积重难返的种种弊端。数理逻辑又称符号逻辑、现代逻辑、逻辑斯谛，是数学家们缔造的采用形式语言的用数学方法处理数学中的逻辑问题因而舍弃了其中的非数学因素的学科，是数学的一部分；而传统形式逻辑则是以结合自然语言的作为从已知获取新知的工具的推理格式为主要研究对象。鉴于数学家们构造数理逻辑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数学基础问题，并且，为了其中全面彻底地贯彻数学方法，因而，舍弃了推理中出现的命题间的关系中的非数学的逻辑含义，而将其处理成真值函数、个体-真值函数关系，这就完全背离了传统形式逻辑要求推理的结论对前提来说必须是新知的这种主导思想。正由于此，在一部分研究数理逻辑的人和一部分研究形式逻辑的人之间存在着下述有时甚至是非常动感情的对立：前者由于传统形式逻辑的陈旧简陋而将其当作新兴的数理逻辑的微不足道的局部；而后者则由于数理逻辑无视在作为从已知获取未知的工具的推理格式中起决定作用的非数学的逻辑含义而将其当作与普通的逻辑思考格格不入的异端。植根于普通逻辑思考的传统形式逻辑从演算技巧上看是陈旧简陋的，然而，它始终如一地贯彻不允许循环论证，并为此在事实上全面地坚持推理的结论对前提来说是新知，这种概括了在普通逻辑思维实际中运用的推理格式的最根本逻辑特征的主导思想是深刻而又正确的；采用高度发展的数学方法、以命题演算和狭谓词演算为基础的数理逻辑的演算技巧是严格精密的，可是，它却舍去了在作为从已知获取新知的工具的推理格式中起决定作用的非数学的逻辑精髓，把命题逻辑、名词逻辑推理格式处理成本质上是同语反复的恒真的真值函数（重言式）、恒真的个体-真值函数，因而远离了普通逻辑思维实际。二者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这就有必要让二者有机地结合（而不是机械地混合、牵强地凑合、生硬的捏合）起来，互相取长补短。
        我们的研究立足于辩证唯物论（这不是口头说说，而是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要始终着眼于客观世界的客观实际），继承我国韩非、墨子等先贤研究客观世界逻辑结构和逻辑规律自发的思路，坚持传统逻辑真正的逻辑科学方向，摒弃传统逻辑的各种积弊，尽力廓清笼罩在它身上朦胧的历史迷雾，在不背离其主导思想从而不会发展成为数学的一部分的先决条件下，借鉴现代数学精确的演算方法,去探讨具有当代科学水准的当代逻辑科学。我们在研究构造两个堪称真正逻辑科学的当代形式化公理系统、揭举并证明两个无穷多条客观世界的逻辑定律的基础上，近十年来又揭举了崭新的逻辑联结关系——由充分条件关系（即2 元的“必然”关系）定义的2 元的“可能”、“偶然”、“风马牛”关系——从而得出并严格证明了的中外逻辑史上从未发现过的7 个逻辑方阵共42 个崭新逻辑定理，计百来个逻辑推理式。这一系列崭新成果构成了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
（二）探讨制约逻辑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理论
         为了增强我国的经济、军事实力，我们的第二方面的目标是，研究制约逻辑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理论。其应用前景是不可估量的。
        1.国际人工智能界“认知模拟”、“人机合一”的方针绝对不可实施人工智能，不论是作为一门科学理论还是一种物质装备，都起源于20 世纪中叶的美国，有50 来年的历史。头十几年发展迅速，后来逐渐陷入困境。起初，踌躇满志的美国专家们曾兴高采烈地宣称：
      “在20 年之内，人能做到的事，机器将能完全做到。”（西蒙：《人与管理自动化形式》，1966 年纽约版，第96 页）过了二十多年，按照西蒙“认知模拟”（用机器来模拟人的思维功能）的途径实现他的预言的前景却显得十分渺茫，有不少人甚至开始表示绝望。因此，1987 年在美国召开的第七届国际人工智能讨论会闭幕式上，会议主席在总结报告中声称：“人工智能已经死了！”其症结何在？一句话，用机器来模拟人脑的思维功能——这个根本性、原则性、方向性的理论失误，使人工智能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因为，按照这种“认知模拟”的指导理论，势必迫使人工智能探索者面对两个在可预见的将来无法获解的莫测高深的谜：人脑思维功能的微观机制是什么？又如何用机器来模拟？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国际上不少清醒的人工智能专家开始意识到数字计算机在早先认定的“认知模拟”中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把视线转向以将人脑细胞活动信息直接加到数字计算机控制线路中去为目标的脑科学研究。这个研究方向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机合一”（将人的大脑与计算机连接）。2000 年11 月15日，美国杜克大学Miguel Nicolelis 博士宣称：在北卡罗莱纳州的杜克大学实验室，成功地用猴子的脑部信号来控制机器人手活动。国际人工智能专家把视线从“认知模拟”转向作为其继承者的“人机合一”后，这个承先启后的研究方向确实获得了一些成就。这又一次鼓舞了国际人工智能专家们，再度踌躇满志、兴高采烈地重谈39 年前美国人西蒙的旧高调。英国的凯文·瓦维克教授在他的《机器的征途》中又一次宣称：“到2050 年，机器将取代人类，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而人类将丧失最终的智力优势。” 提请注意：对失去了上肢后的猴脑是否还依旧能控制机械手作出摆动、握物等原本与健全猴臂同步的动作、电子芯片能否植入人脑等尚未获解的难题，我们暂且不论，姑且认为这些都能圆满解决。然而须知，中枢神经对机体的控制、反射，这种功能几乎为任何动物所具有，这与至少须是理智的人类才具有的智能有着根本区别：人脑能控制肢体运动，这仅仅是人类作为动物的本能，决非作为智慧动物的人类的智能。英国人凯文·瓦维克的这一次预言是否会重蹈39 年前西蒙的覆辙？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可以预测：等到2050 年，即使真的有了“人机合一”机器，不用说绝不会超过人的全部智能，连人的全部本能（如控制肢体运动）也超过不了。
      2. 迄今为止，制约逻辑是人工智能合适的理论基础
     半个世纪来获得迅速发展的外延电子数字计算机的最根本的特征是：以模拟真值函数的与、或、非门作为硬件基础元件，故而，从静态看，任一状态都是一个由“0-1”组成的有限序列；从动态看，每一次运算仅仅是通过二值的加法运算从一个“0-1”的有限序列变换到另一个“0-1”的有限序列。外延电子数字计算机在元件的理化状态、运算速度等方面的进展都丝毫改变不了取决于作为基础元件的与、或、非门的上述根本特征，因此，不可能具有从已知得出新知这种作为人类智能基本机制的功能。未来的真正的人工智能的基础装置的核心元件是从根本上区别于与、或、非门，输入与输出之间不是任何函数关系的“必然门”，而与、或、非门仅仅是起大量存储快速检索信息这种辅助作用的次要组成元件。
        制约逻辑已清楚地刻划制约门的逻辑性质，为研制制约门从而进一步设计、制造内涵智能机提供了重要逻辑理论基础。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结论是：人工智能的基础装置是基于制约逻辑的内涵智能机。其硬件的核心元件是能模拟客观的充分条件关系的“制约门”。制约门是机器推理能从已有知识获取新知识的核心元件。记取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历史教训，排除干扰，当机立断，对第五代工具——内涵智能机迅速投入力量，付诸工程实施，以使我国在经济、军事实力上发生质的变革，取得国际先进地位。我们希望第一台内涵智能机首先在祖国大地上研制成功，在激烈的生死攸关的国际竞争中夺取胜利。为实现此目标，我们愿与有志于此的中国人齐心合力，共同奋斗！我们期待着中国人民真正扬眉吐气的那一天的到来！
四、制约逻辑的研究领域、哲学思想和理论观点
        每一门学科的内容都有三个方面：（1）所研究领域内的基本的事实与规律；（2）一定的哲学思想；（3）以基本的事实与规律为依据，以一定的哲学思想作指导，系统地提炼出来的理论观点。制约逻辑所研究的领域是：现实世界的对象域上的个体、集、1 元或多元函数、1 元或多元关系、关系间的真值函数关系、关系间的充分条件关系和上述客观关系的客观规律，以及它们在意识中的反映——概念（或词）、命题和推理。这中间，制约逻辑以关系间的充分条件关系为研究的核心，其余的一切都是围绕这个核心，为透彻地研究这个核心服务。由于在关系间的充分条件关系的前后件中会出现1 元或多元关系、真值函数关系，而在这两者中会出现个体、1 元或多元函数，因此，为了研究充分条件关系，制约逻辑也就必须附带研究会在其前后件中出现的个体、1 元或多元函数，以及1 元或多元关系、真值函数关系（这些构成数理逻辑的主要研究对象），作为一种次要的辅助。制约逻辑的哲学思想为辩证唯物论。制约逻辑的最重要的理论观点是：推理式是现实世界的个体间、类间、个体与类间的一元或多元关系间的充分条件关系的规律在意识中的反映，是人类在认识世界过程中从已知获取新知的初等工具。
        鉴于在现实世界的事件A 与B 之间的充分条件关系具有下述特征：不管A、B 本身的有无，有A必有B，无B 必无A，因此，在人们认识了这种充分条件关系后，就获得了一种独立于以A、B 为原型的命题α、β本身的真假的方法去确定α真β必真，β假α必假。这种可独立于命题α、β本身的真假确定（即具有第一独立性）的命题α、β的真假间的必然联系在当代形式逻辑中称为充分条件关系。在人们独立于α、β的真假确定了命题α、β间有充分条件关系后，只要人们确定了α真，就可以由之去确定本来未确定的β为真；只要人们确定了β假，就可以由之去确定本来未确定的α为假（这就是第二独立性）。命题α、β的充分条件关系是其原型现实世界的事件A、B 间的条件关系在意识中的反映，在本质上区别于真值函数关系，因而从根本上说是非数学的。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然而，事情还有另一方面。在本质上是非数学的充分条件关系及其规律可以采用数学方法进行处理，这就像在本质上是非电的物理量（如距离、温度等）可以采用电的方法来量测一样。不过，当我们在采用数学方法来处理非数学的充分条件关系时，不能为了追求数学上的“纯”而舍弃充分条件关系中的非数学的本质——能独立于前后件的真假确定因而给从已知获取新知提供了依据。这也正像在采用电的方法来量测非电的物理量距离、温度等时不能为了追求电学上的“纯”而舍弃距离、温度等非电物理量的非电的本质一样。“非电量的电量测”这门学科妥善地解决了在保持非电物理量的非电的本质的条件下采用电的方法对之进行量测。制约逻辑则试图探索在保持逻辑推导的非数学的本质的条件下采用数学的方法对之进行分析。
        当代形式逻辑采用数学方法研究作为从已知获取新知的初等工具的演绎推理格式；而推理是由命题组成的，命题是由概念（或词）组成的，因此，当代形式逻辑也探讨在推理中出现的命题和概念（或词）。
五、制约逻辑语义学、语构学、语用学
        为了达到确定的目的，在一门科学中采用不同于自然语言的人工符号标志的系统称为符号语言。
        各门学科（如数学、物理、化学等）都有适合于自己的特殊的符号语言。符号语言的使用由来已久。
        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中已经开始使用人工符号，尽管并未形成系统。严格意义的人工语言——对一门学科所研究的对象用一种人为的表意符号系统去加以描述或处理的语言，则是近代的产物。为了避免自然语言的同义或歧义现象，为了精确、简明、方便，更主要的是为了能进行严格而又灵巧的演算，当代形式逻辑系统地采用了适应其研究对象的符号语言。像自然语言一样，符号语言也具有指谓性：指谓现实世界的事物或规律。
        关于为制约逻辑所采用的符号语言，可以进行三个方面的研究：关于为符号语言所指谓的客观世界的以充分条件关系为核心的逻辑结构或逻辑规律的研究称为语义的（Semantic）研究；关于符号语言自身的排列结构和变形规则的研究称为语构的1（Syntactic ）研究；而关于以语义为中介的互相同义的符号语言和自然语言的互相转换的研究则称为语用的（Pragmatic）研究。这三者中，语义的研究是根本，语构的和语用的研究是为语义研究服务的。语构和语用的研究不仅是在语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而且还回过头来为语义的研究服务。正由于符号语言自身的排列结构和变形规则精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以充分条件关系为核心的逻辑结构和逻辑规律，这就决定了语构的研究的终极目标是清晰、透彻而又完备、无误地进行语义的研究；而语用的研究则是为了沟通理论和实际，使语义的研究深深地植根于和自然语言须臾不可离的普通逻辑思考实际，以便从中吸取丰富的养分，并把语义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普通逻辑思考实际，借以不断提高使用一定自然语言的整个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
        关于制约逻辑中采用的符号语言的语义的、语构的、语用的研究就分别称为制约逻辑语义学、制约逻辑语构学、制约逻辑语用学（contemporary formal logical Semantics，contemporary formal logical Syntactic，contemporary formal logical Pragmatics）。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可用下图给予形象的描绘。
       也有译为语法的，或者，语形的。

六、制约逻辑的定义
        这里的界说即定义。时至今日，关于逻辑竟有一百多种不同的界说。众所周知，逻辑的界说对逻辑的研究对象作出规定。迄今，关于逻辑的研究对象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归根结蒂，归结起来不外三大家：思维说（认为逻辑研究思维）、符号说（认为逻辑研究泛指自然语言、人工语言的符号）、客体说（认为逻辑自诞生以来事实上研究的是客观世界）。
       至今，在国内的传统形式逻辑界，思维说几乎占有排斥一切的主导地位。在国内流行的传统形式逻辑读物中，尽管对形式逻辑的界说各有千秋，然而，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形式逻辑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思维形式（或称形态、结构等等）及其规律。如果说，逻辑的思维说是源远流长、古已有之的，那么，逻辑的符号说则是在现代兴起的时髦流派，其代表人物可推美国哲学家皮尔士（C.S.Peirce）和卡尔纳普（R.Carnap）。在皮尔士看来。“逻辑是一种关于记号的理论”，“研究关于记号、特别是符号的必然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而卡尔纳普则断言：“逻辑只是按着一定规则来运算的符号系统，无论在任何地方都不涉及这些符号的意义，而只涉及这些符号的种类，以及这些符号所遵循的形式演算”。“逻辑的研究既不涉及作为心理活动的思想，也不涉及思想的内容，我们只涉及浯句。”在逻辑的符号说的坚决而又起劲的鼓吹者卡尔纳普看来，当涉及表述思考的自然语言或人工语言的语句时，“只涉及语句”，而并“不涉及作为心理活动的思想”，可见，在人类头脑中进行的思想与其语言载体截然不同。
        如今，摩登的符号说风靡欧美、日本等地，对我国的时兴的自然语言逻辑学派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逻辑的符号说学派的是非功过尚有待于历史的评说，可是，有一点在现在就应强调指出：彻底地分清了在人类头脑中进行的思维和作为思维的一种常用的物质载体的符号（泛指自然语言、人工语言）的根本区别，从而坚决地认定逻辑在事实上不曾研究过思维本身，则是这个现代的逻辑流派对逻辑科学当代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逻辑的符号说所面临的想回避也回避不了的尖锐问题是：人类依据什么去构建“这些符号的各种种类”以及“这些符号所遵循的形式演算”? 而“符号的必然的一般规律”仅仅是为人类所构建的符号本身所固有的还是另有符号之外的客观依据?
只有逻辑的客体说才能直面上述尖锐问题，并对之做出确切回答。逻辑的客体学说由制约逻辑学派提出。
        除了希腊、印度之外，我国是世界三大逻辑发源地之一。远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产生了研究关于包含客观的多元关系（比德国的弗雷格的多元谓词逻辑早两千多年）的客观世界的逻辑结构和逻辑规律的光辉灿烂的古代中国逻辑。在群星闪耀的众多先秦中国逻辑学家中，最耀眼的几颗巨星当数韩非、墨翟、荀况、公孙龙等。《韩非子·难一》里的寓于生动故事中的对不自相矛盾律等的客观世界逻辑规律的揭举可谓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事实上满足“不可陷”的盾和满足“无不陷”的矛这样的两件事物，在客观世界里不可能同时并存。这彪炳古今的辉煌的唯物主义的逻辑思想照亮中国以至世界的逻辑科学的发展途径。
        制约逻辑继承、发展我国先秦逻辑学家的唯物主义逻辑思想，更高地、更坚定地举起了作为当代的逻辑客体说的指导思想——辨证唯物主义大旗，明确宣称：制约逻辑的语义学的研究对象是以客观事件间的客观条件关系（即刻画清楚后的充分条件关系）为核心的客观世界的逻辑结构和逻辑规律。
        在人类（因此包含为人类所特有的思想）诞生前和消失后，无始无终而又无边无涯地客观地存在着、变化着、发展着的宇宙有按照客观的逻辑规律从原有事件必然过渡到新事件的运演的能力，人类的逻辑思考只不过是对宇宙的这种客观的运演能力的以脑神经元搭接的方式实现的正确摹写，而用来留久传远的相应的自然语言或人工语言只不过是表述在人类头脑中进行的思想的常用物质（声音或笔道）载体。如此而已。可见，在这里，存在着互有紧密联系然而却又有根本区别的三者：客观的宇宙的客观的逻辑结构和逻辑规律（客体）、在人类头脑中进行的逻辑思考（思想，对客体的摹写）、自然语言或人工语言（表达思想的常用物质载体）。正由于此，制约逻辑除了作为体系主干的语义学之外，尚有作为旨在用来透彻无误而又完备无缺地进行语义研究的人工语言工具的语构学，以及沟通逻辑理论和应用实际的语用学。因此，在坚定而彻底地坚持辨证唯物论的逻辑客体说理论看来，对制约逻辑界说为：采用可按指谓同一的准则与自然语言互相翻译的（语用学）人工语言的机械排列和变形的方式（语构学）研究以客观事件间的客观的条件关系为核心的客观世界的逻辑结构和逻辑规律（语义学），从而向人类提供研究宇宙的从已有事件向新事件必然过渡的普遍适用的从已知获取新知的工具。这样，在一百多株关于逻辑的界说之林中，又增添了一株洋溢着逻辑客体说葱郁色彩的新树。究竟谁能长成参天拔地的巨株？请看无情然而又有规律地演进着的历史！“理是时间的儿子，不是权威的儿子”（伽利略）。鉴于制约逻辑提出并坚持逻辑客体学说理论，认定逻辑始终研究的是客观世界的逻辑结构和逻辑规律，因而制约逻辑又可称为客体说形式逻辑，进一步可简称为客体逻辑。在制约逻辑发展史上，有人称之为“当代形式逻辑”。名称只不过是个符号而已，如果接受不了“当代形式逻辑”这个名称，把它叫做“客体逻辑”，或者叫“x 逻辑”也未尝不可以。
        逻辑思潮层出不穷，逻辑探索继往开来。沿着逻辑发展史的长河极目远眺：在逻辑学的王国里正可说是：“大泽龙方蜇，中原鹿正肥”。终究鹿死谁手？尚请拭目以待。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