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仅仅在典籍里。大量的典籍记

载,民间深入骨髓的口传心授的世代

而宝之贵之甚至以生命为代价的世代

传承,加上地下出土的遗存,都无可争

辩地见证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的万古

文明,见证绵延不绝的中华文化的源

远流长,见证中华文明文化的无比伟

大,和对于人类文化不可取的伟大贡

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和影响

力。   


   贵州省易经研究会顾问贵州省社

会科学院原院长蒋南华研究员殚精竭

虑,穷数十的研究的这篇大作是研究

中华文明源头的杰作,是华夏文明武

陵源的最新版本,是贵州省社会科学

领域特别是是贵州省易经研究会易经

研究水书易(天一生水水连天,华夏文

明水山源。山间树上到平地,返朴归

真溯根源。麻福昌韵句)研究的创新

性标志性成果,特在此郑重发表,以飨

读者,以供研究参考。

   中华文明炎黄肇造七千年

           蒋南华

中华文明炎黄肇造七千年 蒋南华

   中华文明炎黄肇造,我国历代典籍《山海经》、古今《尚书》、《竹书纪年》、《礼记注疏》、《易．系辞》、《周髀算经》、《世本》、《管子》、《庄子》、《吕氏春秋》、《吴越春秋》、《遁甲开山图》、《楚帛书》、《尔雅翼》、《史记》、《淮南子》、《汉书》、《白虎通》、《三国志》、《晋书》、《隋书》、《世说新语》、《水经注》、《通纬河图稽命征》、《史纲评要》、《元和郡县志》、《资治通鉴》、《通鉴外纪》、《荆州记》、《衡湘稽古》、《湖广通志》、《南岳志》、《帝王世纪》、《皇王大纪》、《华阳国志》、《路史》、《释名》、《太平御览》、《诗传名物集览》、《玉函山房辑佚书》等等均有记载。如《史记．补三皇本纪》、《帝王世纪》和《路史》等言：华胥之国的“华胥氏”“游于华胥之渊”一－“雷泽”,“履大人迹”.“感蛇而孕”，“生庖牺（即伏羲）于成纪”。伏羲成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造书契”“推列三光,建分八节，以爻应气”（《春秋内事》），“以象二十四气”（《晋书．历律志》），“立周天历度.”（《周髀算经》）“以天之七曜二十八星（宿）周于穹圆之度,以丽十二位。”（《隋书．历律志》）“置元日”“作甲历”，“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获景龙而作龙书”（《尔雅翼》）；“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谓之《易》”（郑玄《易赞》）；“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易．系辞下》），“作三十五弦之琴”“以俪皮制嫁娶之礼”“以佃以渔”……伏羲“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居于睢口……娶狙口口（尾氏）之子,曰女娲。”（《楚帛书．乙篇》），崩于“女娲氏作（立之）元年辛未”，“葬南郡”（《通鉴外纪》《路史》《世说新语》《元和部县志》）。
晚于伏羲“凡十五代”的炎帝神农,生于“南楚”“黔中”（《晋书》）即今怀化会同“连山之石室”（《路史．后记》），长于“位在南方”之“江水”.（《帝王世纪》）。神农少时“悉地力种谷蔬”（《尚书．大传》）“植嘉谷”（《吕览》）“作陶冶斧斤锄耨，以垦草莽”（《逸周书》）“制来耜，教民耕作”，“播种百谷,斫木为耜,揉木为来”（《新语．道基》《资治通鉴》）,“作为陶冶，合土范金制金斧,来耜、枷芟、枪刈、耨鎛、茅蒲、祓襫……兴农桑之业，春种夏耘秋获冬藏,为台榭而居。治其丝麻,为之布帛……作穗书,以颂时令……命天下日中为市,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绳絲削桐为五弦之琴，咏丰年之歌。”（《皇王大纪》《路史》《礼记》《商子．画策》）“男耕而食,女织而衣”（《庄子》）“尝百草酸咸之味,察水之甘苦”,发明医药“作方书以疗民疾”（《诗传名物集览》）“尝味草木,宜药疗疾，著本草四卷”（《帝王世纪》）“弦木为弧，剡木为矢,以威四方”（《吳越春秋》）“令司怪主卜,巫咸、巫阳主筮”（《路史》）。“重八卦之教,究八八之体为六十四卦”倡“连山易,其经八卦,以艮为首,别卦六十有四”“正节气，审寒暑”（《事物记原》）“正四时之制”（《尸子》）“分八节，以始农功”（《晋书》），创“上元太初历”亦即“天元甲子历”（《汉书．历律志》）。“神农立极,先定乾坤,推五德之运，以火承木，因以纪官”（《皇王大纪.》）“初都于陈，又都于鲁（淥）”（即《南岳志》引王万澍所谓之“都.长沙”）“以长沙为连山国”（《衡湘稽古》），“在位百二十年辛已而崩，葬长沙（之茶乡）。”“神农纳奔水氏之女曰听訞，为妃.，生帝临魁。神农崩临魁继位。帝临魁元年辛已,在位六十年或云八十年（经考订应为六十年）；次帝承元年辛已,在位六年或云六十年（经考订应为六十六年）；帝明元年丁亥,在位四十九年；帝直元年丙子,在位四十五年；帝厘（釐）一曰克,元年辛酉,在位四十八年；帝哀元年己酉,在位四十三年；帝榆罔元年壬辰,在位五十五年。自神农自榆罔.四百二十六年（经考订应为四百八十六年）。”（《通鉴外纪》《易．系辞》《史记.本纪集解》等.）
《史记．五帝本纪》《庄子．天运》《山海经》《大戴礼．帝系》《帝王世纪》和《竹书纪年》等言：“黄帝生于寿丘”（亦名“青丘”），成年后“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令大挠造甲子,容成造历,令仓颉统一文字。”（《吴越春秋》）“令雷祖西陵氏劝蚕桑”（《路史》）“命宁封子为陶正”（《搜神记》）“立明堂”（《管子》）、“作宫室”（《白虎通》）,“考定星历,建五行,起消息,正闰余”并于“阏逢摄提格仲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继“上元太初历”之后，调制“天正甲寅历”（《汉书．历律志》）。
“黄帝居轩辕之丘,娶西陵氏之子，是谓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汦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之子谓昌濮氏”“生韩流”。韩流“娶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颛项娶于滕氏（奔之子高娃氏）,产重黎及吳回”。
“神农氏世衰,………诸候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都于有熊”.“在位百年，崩于荆山之阳,葬桥山”，“年一百一十一岁。”其“陵在湘阴县鼎湖”（《历代帝王年表》《湖广通志》等）。
黄帝崩,其子“青阳代之,是为少昊”“治在云梦之阳”（《汉书．邹阳传》）“少昊在位八十四年而崩”葬于“茶陵”。
少昊崩“颛顼乃代少昊而立”,“即位居濮”（《今本竹书纪年》）。颛顼“二十登位，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岁在鹑火而崩,葬东郡。”（《史记．索隐》等）
颛顼去世之后，“玄嚣（青阳）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高辛“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五登位,都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葬“东郡濮阳顿丘城南台阴野中”（《皇览．冢墓记》等）。
以上典籍对炎黄等人的生活年代及其肇造中华文明的伟大贡献.做了筒明扼要、画龙点睛的记叙，为我们认知中华文明始于炎黄等人，提供了切实的充分依据,使我们每一个生活在海内外的中华儿女均为炎黄子孙，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中华文明肇始何时？人文之祖炎帝神农和黄帝轩辕等人具体是什么时代的历史人物？这个问题虽然在历代典籍中多有明确记载，如：伏羲崩“女娲氏作,元年辛未”；炎帝神农“年一百二十，辛已而崩。”其子临魁继位。“帝临魁元年辛已,在位六十年.；次帝承元年辛已,在位六十六年；帝明元年丁亥,在位四十九年；帝直元年丙子,在位四十五年；帝厘一曰克元年辛酉,在位四十八年；帝哀元年已酉,在位四十三年；帝榆罔元年壬辰,在位五十五年。自神农至榆罔四百八十六年。”炎帝神农于太初之年创“上元太初历”即“天元甲子历”。黄帝于“阏逢摄提格仲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调制“天正甲寅历”，“在位百年,年百一十一岁崩”；其子少昊继位“在位八十四年”而崩；昌意之孙韩流之子颛顼继位。“颛顼二十登位，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岁在鹑火而崩”；青阳之孙高辛继位“是为帝喾”。帝喾“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五登位,年百五”而崩……他们的年代顺序和在位年数均历历在目。但苦于“自三代以来”人们对古代天文历算大多矇然无知，尤其是明清以后的人们,不仅不懂古代天文历法，特别是古四分历术的推算；也不懂古人常用的干支纪年法、帝王纪年法、岁星纪年法和太岁纪年法的推算及其与今天通用的公元纪年法之间的衔连关系与相互換算。于是古人关于三皇五帝时期的时历记载,就成了明珠投暗无人知晓的历史遗物！以致产生了炎黄与尧舜禹同属于一个时代的错误认识。因此,在谈到中华文明的起始年代时,人们就依据《汉书．历律志》中的《世经》“殷积年六百二十九,夏积年四百七十一”以及“周朝八百”的传闻，将中华文明定为五千年了（我们根据《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尧以甲申岁生，甲辰即帝位…辛已崩……”；“舜以尧之二十一年甲子生……壬午即真，百岁癸卯崩。”；禹生于“甲戌”卒于“丙辰”和“禹立……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夏本纪》）及《竹书纪年.》“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与《世经》“成汤方即世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尚书．商书．伊训》“成汤既没,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和《周书．武成》“武王伐殷……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已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起自商至于丰……丁未祀于周庙……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既戊午师渡孟津,癸亥陈于商郊……甲子昧爽，受（纣王）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等等记载，推算得知：公元前2174年为夏禹元年；公元前1735年为成汤元年；公元前1106年为周武王元年。即夏代积年为439年,殷商积年为629年；周朝积年（从武王伐纣至周赧王59年乙巳公元前256年为秦所灭）为850年。由于不精古天文历术及其历点的推算，《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们也只好把中华文明史“断”为五千年上下）!
我的恩师张汝舟先生生前通过破解被人们视之为“天书”的《史记．历术甲子篇》和《汉书.次度》等提供的天文历算原理及其方法和数据,教我们掌握了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相关知识及其四分古历的推算。运用这门知识和技能使我精准地推算出了中华文明炎黄肇造七千年的科学结论。
经推算得知（具体推算方法詳見拙著《中华传统天文历术》海南出版社1996年2月海南版）：1、炎帝神农所创制的“上元太初历”，即甲子年甲子（仲冬十一）月.甲子日甲子时（合朔并交冬至）的“天元甲子历”，始于公元前5037年甲子。黄帝于“阏逢摄提格仲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起调制的“天正甲寅历”，始于公元前4567年甲寅；2、据炎帝神农在世“一百二十年辛已而崩,葬长沙。”则知炎帝去世之年的“辛已”必是早于炎帝创制“天元甲子历”之“甲子”43年的“辛已”。如此,炎帝神农生年必是：5037十43＝5080，即公元前5080年辛已。3、炎帝神农活了“一百二十岁”,则炎帝去世之年必是：5080一120＝4960，即公元前4960年辛已。4、炎帝神农去世，其子“帝临魁继位元年辛已,在位六十年。”据此则不仅可知“临魁元年辛已”即是炎帝崩年公元前4960年“辛已”,亦知临魁去世之年必为：4960-60＝4900，即公元前4900年辛已；临魁崩“次帝承（继位）元年辛已,在位六十六年”，则“帝承元年辛已”即帝临魁之崩年公元前4900年辛已。帝承去世之年必是：4900一66＝4834，即公元前4834年丁亥；帝承崩“帝明（继位）元年丁亥，在位四十九年。”如此则知“帝明元年丁亥”即帝承去世之年公元前4834年（丁亥）。帝明去世之年为：4834一49＝4785，即公元前4785年丙子；帝明崩“帝直（继位）元年丙子，在位四十五年。”如此则知“帝直元年丙子”即帝明去世之年公元前4785年（丙子）。帝直去世之年为：4785－45＝4740，即公元前4740年辛酉；帝直崩“帝厘一曰克（继位）元年辛酉，在位四十八年。”如此则知“帝厘元年辛酉”即帝直去世之年公元年前4740年（辛酉）。帝厘去世之年为：4740一48＝4692，即公元前4692年（己酉）；帝厘崩“帝哀（继位）元年己酉，在位四十三年”如此可知“帝哀元年己酉”即帝厘去年之年公元前4696年（己酉）。帝哀去世之年为：4692一43＝4649，即公元.前4649年（壬辰）；帝哀崩“帝榆罔（继位）元年壬辰,在位五十五年。”如此则知“帝榆罔元年壬辰”即帝哀去世之年公元前4649年（壬辰）。.帝榆罔去世（即被黄帝征灭）之年为：4649一55＝4594，即公元前4594年。“自神农至榆罔”刚好是“四百八十六年”（5080－4594＝486）。至于公元前5080年是不是（炎帝生年）“辛已”？公元前4567年是不是（黄帝调制“天正甲寅历”的）“甲寅”？公元前4834年是不是（“帝明元年”）“丁亥”？公元前4783年是不是（“帝直元年”）“丙子”？公元前4740年是不是（“帝厘元年”）“辛酉”？公元前4692年是不是（“帝哀元年”）“己酉”？公元前4696年是不是（“帝榆罔元年”）“壬辰”？我们用拙著《中华传统天文历术》“关于干支与公元纪年的相互换算”之法,或万国鼎先生制订的《公元甲子检查表》进行推算、查检便知。由此亦见《通鉴外纪》等史籍所载之精准。
史载“黄帝在位百年,崩于荆山之阳,葬桥山，年一百一十一岁”。生前于“阏逢摄提格仲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继“上元太初历”之后调制“天正甲寅历”。黄帝崩，其子“青阳代立，是为少昊”，“少昊在位八十四年而崩，“颛顼乃代少昊而立”。颛顼“二十登位,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岁在鹑火而崩”。颛顼去世“青阳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高辛“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五登位，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葬于“东郡濮阳……”
依据以上史载，我们运用岁星纪年法推算得颛项“岁在鹑火而崩”之年为公元前4393年（推法見上述拙著）。
   这样我们即可用颛顼“岁在鹑火而崩”之年――公元前4393年为坐标，上下推算出黄帝轩辕、少昊青阳和帝喾高辛等人的生活年代，即：1、颛顼公元前4393年“岁在鹑火而崩”。他“二十登位，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岁.”。如此,则知颛顼生年为：4393十98＝4491，即公元前4491年。颛顼“二十登位”即“乃代少昊而立”之年为：4491一20＝4471，即公元前4471年（此即颛顼元年）。
   2、颛顼“代少昊而立”之年亦即少昊青阳去世之年,而“少昊在位八十四年而崩”。如此则少昊元年为：4471十84＝4555，即公元前4555年。
  3、少昊代黄帝而立。少昊继位元年即为黄帝去世之.年，而黄帝活了“一百一十一岁”，则黄帝生年必是：4555十111＝4666，即公元前4666年。.  
  4、帝喾高辛“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五登位，在位七十,年百五岁”崩。如此则知颛顼“岁在鹑火而崩”的公元前4393年，就是帝喾高辛继位元年。帝喾高辛“在位七十年”，则帝喾高辛去世之年必是：4393－70＝4323，即公元前4323年。高辛去世时“年百五岁”，如此则知帝喾高辛生年必是：4323十105＝4428，即公元前4428年。他继颛顼之位时正好是“三十五（岁）登位”（即4428－4393＝35）。
    以上根据历史典籍记载而进行的推算,得出的结论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我们不妨用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出土文物及相关的天文历象记载来加以验证。
1、1987年6月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的45号“仰韶文化”墓,墓主头南脚北仰卧,左侧用蚌壳摆塑成一条龙,右侧用蚌壳摆塑成一只虎,脚端北侧用人脛骨和蚌壳摆塑成一座北斗星图案。经碳十四测定和树轮校正，专家们断定那是公元前4200一4400年间的帝喾高辛墓。我从多方面的史料考证论定：那是帝喾高辛时期的天文官昆吾之墓。墓中用蚌壳等摆塑的左苍龙（（心宿）、右白虎（参宿）和北斗星图案,是帝喾高辛“授三辰以固民时”的“三辰授时图”。它所显示的时间是公元前4300年的二月春分时节。其时晚于帝喾高辛去世之年（公元前4327年）为27年（見拙文《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葬图像及墓主身份考释》）。此墓虽然不是帝喾高辛墓，但确实是属于帝喾同一年代的昆吾墓。由此证明：既然帝喾高辛和他的天文官昆吾都是公元前4300年以前的历史人物,那么早于帝喾高辛若干年的颛顼、少昊、黄帝和早于黄帝“凡八代，五百余年”（《史记．五帝纪》）的炎帝神农是七千年以前的历史人物，则绝无疑矣!
   2、2005年5月在湖南怀化洪江高庙发现的距今7800年至6400年以前的高庙文化遗址,出土了八角星图（即无字连山八卦）、文字符号和象征王权的长条形精緻石斧、玉钺、玉璜、玉玦等精美绝伦的玉器与象牙雕刻以及略呈八字型的双阙式宫殿、楼房建筑、大型祭坛、祭坑 、墓葬区和手工业工场。出土了许多精莹剔透,绘有太阳神鸟（凤皇）、獠牙神兽的白陶器和木板平底风帆船及家畜家禽（如猪牛鸡鸭）等动物遗骸。还发掘出了一座地位显赫而尊贵的夫妻合葬墓。随葬品有一件象征王权的扉牙玉钺,一件长条形的精致石斧、两块玉璜、一块玉玦、一根雕刻有凤皇等精美图案与花纹的象牙和一床精工制作的竹席等随葬品。这些出上文物充分证明：七八千年前高庙遗址是伏羲、女娲和炎帝神农“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画八卦造书契”的早期“王都”;.是中国白陶、八卦（连山易）和龙凤文化的发祥地。考古专家和古文化学者指出：位于洪水辰水之畔的高庙遗址就是《楚帛书．乙编》“古口赢雹戏（庖牺）出自震,居于睢口……乃娶狙尾氏之子“的“雎口”；也就是《易．系辞》和《汉唐地理书抄》所载“伏羲都于陈”的“陈”.同时也是炎帝神农“初都于陈”的“陈”。高庙遗址附近出土的头上刻有三个水文（即“狙尾王”之意）的石头神像,亦是有力证据。“狙尾王”三字正好说明生于洪江高庙附近的水族始祖共工，其祖上女娲就是以猕猴为图腾的“狙尾氏”之后。
   3、1987年在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发现的具有无字连山八卦典型特征的“含山玉版”；在湖南岳阳君山的“轩辕之丘”（即黄帝出生地“寿丘”）发现的距今七千年前刻在岩石上的“星云图”；在怀化会同连山乡（南楚黔中）的龟头坡发现了七八千年间刻有“二十八宿和北斗”等天文图象的“星象石”；在长沙市南郊湘江东岸“淥水之滨”出土的距今6900年至7100年间,绘有花纹图案和成文文字符号的彩色白陶罐残片：“我们在江边聚居,人丁兴旺,禾苗旺盛。是太阳使万物生长,是神鳥口衔谷物撒播大地。神树给我们居住的房屋、花果。为了记住神的恩典，我们把这一切记在彩陶上。”这些都是六七千年以前炎帝神农生于“南楚”“黔中”……“初都于陈，又都于鲁（淥）”即“都长沙”“以长沙为烈（连）山国”和黄帝生于“寿丘”（因长沙岳阳地处“寿星之次”故君山的轩辕之丘又名寿丘）的有力证据。
   4,1989年5月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距今七八千年以前的40多座房基、300多个窖穴、10多座陶窑、300多座墓葬和数千件陶器、石器、骨器、甲器以及至今尚能完好发声的“五音阶”和“七音阶”骨笛及炭化稻谷遗存；在距今七千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大面积干栏式榫铆木建构的房屋建筑群、陶器日用品（如陶鼎、陶釜、瓦甑、陶盆、陶碗、陶杯……有的陶鼎中还残存着稻米锅粑和饭粒）和制作精美的各式木、石、骨质工具、乐器、骨哨以及纺织、髹漆等工艺品和木胎漆碗、象牙雕刻小盅（小盅壁上刻绘着四条婉若蠕动的家蚕）、象牙雕刻蝶形器以及总量在120吨以上的稻谷遗存。此外,还发现了猪,牛、羊等家畜骸骨和刻有花纹的精致木桨、柳叶形骨镞和鱼、鳖、鲨、鲸等海洋生物遗骸。充分说明七千年前的河姆渡居民就已出海打鱼,过上了“稻飯鱼羹”的温飽生活。在杭州肖山跨湖桥出土的七千年前的木舟和釜内盛有20多种中药的小陶釜，证明：七千年以前的炎帝神农“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和“尝味草木,宜药疗疾，著本草”“作方书”等均非妄言。
5、近年在常德武陵地区普遍发现了距今一万年以前至夏朝前期，相当密集,其年代相续不断的彭头山城背溪文化（距今11000－7600年）；高庙、皀市下层文化（距今7800－6800年）；汤家岗文化（距今6800-6300年）；大溪文化（距今6300-5300年）；屈家岭文化（距今5500-4800年）以及石家河文化（距今5000-4300年）与后石家河文化（距今4300-4200年）的近千个文化遗址及其居民聚落、窖穴、房屋、城池、壕沟、灰坑、墓葬、文字刻画符号以及各种磨光石器（如石锛、石斧、石刀、石锄、石铲、石磨盘、石网坠……）、象牙雕刻与玉璜、玉钺、玉玦、玉环、玉管、玉簪、玉珠、玉镯等精美玉制品以及各式木制、骨制、蚌制乃至金属制作的各种生产与生活工具.；出土了用夹砂红褐陶、泥质褐陶、灰陶、黑皮陶、白衣红陶、夹细砂白陶和白陶并绘有绳纹、带状纹、波纹、戳印纹、箆点绞、烏纹和双线或单线刻划纹,带状方格纹或菱纹等各种纹饰、各种器形的手工或轮制的淘罐、陶盆、陶钵、陶碟、陶杯、陶碗、陶壶、陶盉、陶盂、陶缸、陶鼎、陶瓶、陶甑、陶豆、陶鬶、陶斝、陶簋、陶屋、陶擂钵等精美陶器以及陶猪、泥塑狗等儿童玩具。特别是城头山等大溪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蛋壳黑陶、蛋壳彩陶器物和用金刚石钻加工的玉与玉石器堪称一绝。此外,还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稻谷、米粒等人工栽培稻的稻作遗存、植物种子和猪、牛、羊、狗、鸡、鸭等家禽家畜遗骸以及来、犁、刀、锄、镰、铲等农具和船桨、船橹和平底木板风帆船等水上交通工具。并在常德临澧竹马村发现了1．8万年前的高台式木建构房屋；在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距今1．5万年至2．1万年的人工栽培水稻和烧制陶器及原始编织物；在常德澧县彭头山、李家岗、曹家湾和八十档等地发现了八九千年以前的大量碳化稻谷、陶器等炊煮食物的用具以及修筑有围墙和壕沟的村民聚落遗址（其中有两座房屋的建筑式样和佈局为后世，如明清故宫所继承）、文字符号以及绘有绳纹、刻划纹……的各种形制的木制、石制、骨制的生产与生活用具及手工制品（如麻绳、竹索、芦席、箩筐，等等）。此外还发现了许多猪、水牛等家畜遗骸和世界最早的人造稻田。在梦溪镇三元宫等地发现的居民聚落遗址,还出土了各种玉器、陶器（如轮制簿胎黑陶蛋壳杯、朱绘和篮纹彩陶等器具）、酒器、木器、骨器、陶纺轮和麻绳、芦席、竹筐等千余件，以及1．2万颗人工栽培稻、47种植物种子与动物遗骸。在澧县宋家台遗址还发现了红烧土房基、烧土墙和排水沟。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了有护城河，城区面积达22万平方米,城垣内面积达9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市；发现了大型祭坛和用陶砖铺路并用烧砖做地基，由正殿、前殿、胁殿组成的神殿建筑群与寓意诡谲、形同浮雕图案的艺术神器。出土了玉钺、玉璜、玉环、玉镯等精美玉制品和陶碗、陶杯,陶钵、陶罐、陶盉、陶缸、陶釜、陶鼎等白陶、磨光红陶、彩陶器物以及刀、锄、斧、铲、来、耜等木、石、骨制乃至金属劳动工具和船艄、木桨、船橹等水上交通工具。此外,还发现了人造稻田、水塘、水渠等近乎现代的农业灌溉设施。在距今5300年前的湖北和湖南交界处发现的石家河古城及其周边的十余座卫星城，主城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城墙南北长1200米,东西宽1000米,城墙底宽50来,顶宽8-10米,墙高5-6米。在有城壕防护的中心城发现了大型祭坛、石钺和大型筒形祭祀器“陶祖”和刻有太阳神鳥（凤皇）、獠牙神兽、八角星图（即连山八卦）及文字符号的套缸等祖神象征物和面部长有獠牙、双耳附有长尾烏（凤皇）、头戴着刻有平行纹和水波纹帽的玉神人。发现了玉器作坊、红陶杯生产基地和陶器、陶纺轮等专门生产工场及墓葬区等等。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杯、陶缸、陶鬲、陶鼎、陶鬶、陶斝、陶罐、陶擂钵等日常生活用具以及铜器、铜刀具和石灰、水泥质样的建筑材料与用于砌墙、铺地的长方形火烧红砖；出土了璜、玦、管、斧、刀、凿、锛等 大量精美玉器以及玉虎、玉龙、玉凤、玉鹰、玉蝉等动物玉铈制品和玉神人、玉牙璋等玉礼器。
此外,在距今6300一4800年以前的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不仅出土了3000余件木制、石制、骨制、蚌制的生产劳动工具；出土了大量的水稻谷粒和大型陶瓮、陶罐以及彩陶器具，包括炊具、食具、葬具、贮藏容器等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房屋建筑中，发现了用大量石灰和水泥性质的混凝土材料建筑的，面积达100多平方米的推拉门套间住房建筑。特别是地面和墙体使用火烧使之坚固耐用、防水防潮的赤色“砖房”建筑，历经5000多年的风雨与自然侵蝕，至今仍可视其原貌，这实在是世界和中国建筑史上令人惊叹的奇迹。
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发现了罗纹编织物；在五六千年以前的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浙江吴兴钱山漾等良渚文化遗址，分别发现了蚕茧、苧麻絲织品和纺织工艺水平很高的绢片（经纬平直而均匀，密度每厘米达40根）、絲带与絲线；在五六千年以前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甘肃永登蒋家坪马家窑遗址、青海贵南尕台和陕西姜寨遗址、山西源涡、山东大汶口等遗址，分别出土了黄铜片、青铜小刀、铜镜,铜斧、铜凿、铜锥,铜刀、铜矛、铜钻头、铜匕首、铜指环和铜渣、残铜片；在齐家文化遗址出土了刀、凿、锥、带銎釜和铜镜等50多件铜器；在湖南澧县祟头山和石门皂市镇遗址分别出土了熔铜炉、铜块、青铜提渠卣、父乙簋和欢兜铁鼎、铁锄及金甲，等等。在距今5300年以前的江苏新沂花厅遗址出土了制作精美、色泽光润，由玉环、玉璜等组成的头饰和綠松石、软白玉制作的耳坠、玉镯、玉柄飾以及由白色小玉珠、半圆形大玉珮、琮形管、冠状玉珮、弹头形玉管和白色软玉或淡綠、淡黄色软玉精雕细琢的玉串饰等可与现代玉飾佩媲美的艺术珍品。在湖南道县鬼崽岭（即离九嶷山舜陵35公里的地方）发现了数量巨大、工艺独特，距今五千来年的石像群以及白象庙和禹王庙等世界建筑奇迹。
我们还从水族民间传承的史诗《鲤魚歌》“咱鲤魚，本住长江……庚午年，水府打仗……一家人，逃往四方……到乌江更遇豪强,……一家人死去大半……夫妻俩抹干眼泪,都柳江安下家乡……”所载其始祖共工为父辈重黎复仇，于庚午年“与帝喾高辛争为帝”失败而亡的悲惨历史，运用古天文历术推算知识,得知“庚午”为公元前4371年即帝喾高辛57年之庚午。
以上无数考古发现、出土文物和古天文历术及其历点推算,相互印证，远在七八千年乃至万年以前,人类文化文明的若干要素和标志性特征，如：家庭与居民聚落、房屋建筑与稻作农耕、陶器制作与手工业工场的专门化、货物（即商品）交易之发端、城池建筑与城邦国家的出现、文化艺术（音乐、舞蹈、图画、美术、雕刻）的产生、原始信仰与宗教祭祀、礼仪的滥觴、贫富差别与社会等级的出现、金属冶炼及其金属加工与使用……在我国均已基本具备；而到了七八千年左右的伏羲和炎黄时代（特别是六七千年前的炎黄时代），人类文明的一切要素和标志性特征，在我国则已完全成熟。中华文明的历史业已超过七千年,它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最光辉灿烂的伟大文明。
肇造中华文明七千年的人文始祖之一的炎帝神农，生于公元前5080年辛已。我们推算得出的这个结果,是否准确？可用“自神农至榆罔凡八代486年”，于公元前4594年被黄帝所灭和黄帝崩于公元前4555年（黄帝从灭榆罔到去世，在位39年），其继承者依次为：“少昊在位84年”，颛顼“在位78年”，帝喾高辛“在位70年”，崩于公元前4323年来加以计算：
4323十70十78十84十（4594一4555）十486＝5080（年）
我们推算所得结果完全正确：炎帝神农生于公元前5080年辛已,他是肇造中华文明七千年最具代表性的伟大始祖。
     蒋南华 2014年7月1日完稿

    于贵阳颐年斋